东晋孝武帝时，中书侍郎范宁说当时『四境晏如，烽燧不举』，但是人民『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娶妻』。

究其原因，还是赋役太重：『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

』这就不能不出现不敢结婚，不敢养子的情况（《晋书&iddot;范宁传》）。

北宋仁宗时，福建建州风俗『生子多不举』，王鼎去当知州，禁止溺婴（《宋史&iddot;王鼎传》）。

南北宋之际，福建崇安人胡安国的弟媳儿子多，打算淹死新生的胡寅，幸亏安国的妻子把胡寅抱养了，才使他存活下来（《宋史》卷四）。

南宋初年，衢、严、信、饶等州的百姓，『生子多不举』，礼部侍郎、枢密都承旨赵子尽因而提出禁止溺婴的建议（《宋史&iddot;赵子尽传》）。

接近这些地区的徽州也有溺婴现象，据《淳熙新安志》卷一《风俗》记载：『愚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赀分始少。

』这是怕分家时，儿子多分不到什么财物，因而不愿意多要男孩。

以上发生在南宋以前的淹毙男婴由两个因素造成：

一是政府征徭过重，百姓贫穷，负担不起，只好以减少人口来对付，这是主因。

次因是考虑分家时的家产，不愿因人多而陷入贫困境地。

淹死女婴的记载要比溺男的多得多，元代以降尤其如此。

战国时期溺女婴就有一定的普遍性，《韩非子&iddot;六反》：

『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说明溺女已是人们的带有一种普遍性的心理。

到南北朝时，『世人多不举女』，表明溺女婴者多，颜之推在说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特地举出他亲戚的例子：那人广有婢妾，每当她们将分娩时，派奴隶守在产房门外，若是生的女孩，就拿出去害死，产妇心疼，号哭不让，其悲惨之声令人不忍听闻，但并不能改变那个人溺女的习性和举动（《颜氏家训》）。

颜之推这个亲戚极残忍，是溺女的一个典型。

元末人郑文和在《郑氏规范》中说：『世人生女，往往多至淹没。

』反映的是元代人的溺女习俗。

明初浙江严州府遂安人『生女多不举』，知县袁政禁止，以后百姓生女儿，多取名叫『袁留』，表示对袁县令的纪念（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六引《姑苏志》）。

金华府人『产女多不举』，县令吕祚禁止，据说活下的女婴甚多（光绪《常昭合志稿&iddot;人物》）。

嘉靖间兰溪令李昭祥令民间生三个女儿的豁免徭役，因此几年内没有抛弃女婴的（光绪《华亭县志&iddot;人物》）。

同时间江西贵溪县民人也使溺女成为风俗（民国《吴县志&iddot;传》）。

浙江新昌人弃女，县令采取刑法处断的手段严行禁止，他在任九年，有成千的女婴存活下来，他离任时，女孩的父亲为他送行，向孩子们说他才是你的真正父亲，表示感激（乾隆《绍兴府志&iddot;人物》）。

万历时，刑部侍郎吕坤指责恶劣的风俗，把江南溺女作为其中的一个现象（《实政录&iddot;恶风十戒》）。

江西万年县人『弃女者载道』，广东番禺人、知县麦秀歧回家乡请来十几个乳母，抚养被遗弃的女婴。

天旱，上司指示他举行祈雨仪式，他不听，说干旱是百姓不仁弃女引起的，只有杜绝了溺婴风俗，才能求雨（屈大均《广东新语&iddot;事雨》）。

崇祯时福建浦城县民也是溺女成俗（道光《武阳合志&iddot;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