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由康熙皇帝倡导，在北京设立普济堂，要求各地方仿效建立。

普济堂收养老年贫民，视其经济状况决定供养人数和生活水平。

乾隆时山东淄川普济堂有公田200余亩，收地租100多石粮食，它规定给入堂的老人每月6斗粮食，盐、柴钱100文（乾隆四十一年修《淄川县志&iddot;公署》）。

同时期河南光州普济堂收养老民几十人，署知州朱家濂看到还有聋、瞎的男女无靠老人，又筹措田地，以其收入供养堂外孤老，计20人，凡年过70不能劳动的，每月给150文，若能作些活计的则给100文（乾隆《光州志&iddot;恤政》）。

各地存养孤老情况不拟多叙，这里介绍江苏松江普济堂的条规，可见老民生活的一般情形。

该堂规定每年收容220名，投堂的人要年满50岁，经过堂董事查明，确实是无依靠的，凡是年力尚壮的，能谋生的一概不收。

老民每天早晚吃稀粥，中午吃干饭，每天定量是白米八合，盐菜钱二文，午饭有蔬菜，初一、十五两天有豆腐皮等菜。

每逢端午、中秋节，各领赏钱20文，元旦则领30文。

端午节后领席、扇钱34文，冬至后领床柴钱14文，布袄钱100文。

老民病故，给棺材、安葬钱3000文。

普济堂支出靠地租收入，如遇欠年，老民只能以稀粥维生，其他一切费用就领不到了。

普济堂给老人规定纪律，如确实需要就医、探亲，可以请假出堂，但不能在外『生事』，否则不许回堂。

堂里要求老人『安分度日』，若倚老闹事，或者嫌供给微薄，发生议论，被认为是『无良之民』，立行逐出（嘉庆《松江府志&iddot;建置》）。

该堂有几千亩田产，其来源为官田和富人捐助田。

该堂有管事四人，是官府从华亭、娄县两县绅衿富人中挑选任用的，每三年一换。

堂务不许胥吏插手，以免他们舞弊。

管理堂务的董事，有的可以免除徭役，有的给予八九品顶戴，以资鼓励。

在这类救济性质的善堂之外，清代还出现自救性的合办善堂，如江苏溧阳有养老堂，它有田业，这些田全部是入堂老人自家带进堂的，因为他们失去劳动力，雇工生产，收入归堂中公用（嘉庆《溧阳县志&iddot;养育》）。

上述事实表明，到了清朝，老人善堂内容多样化了，堂规细密完善，这对入堂老人的生活既是一种保障，又是严密管理。

唐朝以来，兴办起养老堂，其组织管理代有变化，始与寺院关系密切，后为纯粹官办，待后又官民合办，无论如何变化都由政府倡导督办，可知封建政府是关心这件事的。

养老堂主管方面的变化，是向民办趋势发展，到了近代，善堂就转以民办为主了。

办理养老堂，使得抚恤孤老制度化，有组织机构的保障，这在社会救济方面是一种进步，是从道义的声援和不时的赈济进入有组织的赡养，是把这种福利事业制度化，保障性比前此为大，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人类社会越到近现代，社会福利越多，社会保障事业越发展。

古代还谈不上社会保障，但有制度化了的养老堂总是好事。

养老堂开办后，尽管只有少数人可以领到赈济口粮与亲戚一块生活，能进堂的只是为数极少的人，但这部分人的状况之悲惨极令人同情。

把他们收容进堂，可以免除这些人到社会上乞讨而引起的事端，可以令人产生政府实行善政的感觉。

这样对稳定社会秩序有利，统治者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注意兴办这个事业。

如朱元璋青年时当过游方僧，实际是流丐，备尝讨饭的穷苦滋味，也深知这些苦难的而没有负担的人是不稳定的社会因素，他本人就是这样参加红巾军起义的，所以他做皇帝后说：『吾昔在民间，目睹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心常恻然。

』于是多次下令设立养济院，给贫民衣食房屋，并要求官员认真办理（《明会要&iddot;民政》）。

我们还看到古代养老堂不稳定，它建立不久就会遭到破坏，故而一个朝代开初又重新设立，没有一个善堂是代代延续下来的。

它受损害的原因，一是经手的官吏舞弊，侵占可怜的老人的口食；二是政府所给的经费太少，只够供养极少的人，而且只维持原状，当年收入当年支出，没有继续建设的费用，如房屋坏了不能维修，到一定时间倒塌了，养老堂只能解散。

另外，皇帝只注意门面，对都城的养老堂过问尚多，地方上只是一般下个诏令，官吏也多不尽责，因为它不是考绩的内容，原是可做可不做的。

前面说到江苏溧阳的养老堂，不同于救济性质的善堂，它是有一定产业的人联合起来共同生活的自助性团体，在古代这是极为罕见的善堂，殊不知它却是有生命力的事物。

当今出现『托老所』的问题，即离开工作岗位的老人，经济上能够养活自己，但生理上的原因使生活的某些方面不能自理，加之由于种种原因亲人又无法照顾周到，就希望有一个社会福利组织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所以人们就议论成立『托老所』，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这是一项需要开发的事业，可以说是溧阳养老堂精神的发展。

第六节古代著名沦落女子

骂人最厉害的大约莫过于『男盗女娼』，对于女人则是『娼妇』。

《红楼梦》里王夫人、王熙凤、李奶妈生气时骂侍女统统是『小娼妇』，这对于女人是最严重的蔑视和伤害。

娼妓，以及女尼、女冠中有娼行的人，也就是本文标题中的『沦落女子』，最让人看不起。

可是其中有名的，诸如南齐的苏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师师，明清之际的李香君、柳如是、顾眉，近代的赛金花、小凤仙等等，却又受到很多赞扬，这是为什么?在古往今来的男性为主的社会里，这种违背三从四德的女人，究竟为什么会得到舆论的宽容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她们受到称赞的情形，然后寻找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