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十二月辛未，监察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师人民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甚非所以为治。

』朱元璋因而令礼官制定官民丧礼（《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

江南丧葬尚且如此遵从蒙古人的礼俗，在北方流行得应更加厉害了。

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壬寅，朱元璋鉴于『军民行礼，尚循胡俗，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乃令中书省和礼部定官民揖拜礼。

主管官员遵令定出相应制度，于是『一切胡礼悉禁勿用』（《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这种人生的通常礼节的不同，也是不同民族生活习惯的一个内容。

汉族统治者对汉人的接受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大体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唐朝式的，比较开明，干预较少。

唐初统治者富有政治气魄，武功强盛，敢于大量启用少数民族成员，对被它打败的突厥人给予信任，贞观间突厥人被封为将军及在中央的五品以上官员一百多人，同汉人朝臣几乎相等（《通典&iddot;边防》）。

唐太宗用突厥贵族阿史那忠为右骁卫大将军，宿卫宫禁，人们把他们的相得比作汉武帝与金日的关系（《新唐书&iddot;阿史那忠传》）。

太宗任用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检校北门左屯营，即典兵于宫苑内，太宗死，他要求殉葬，可见君臣关系之深（《新唐书&iddot;阿史那社尔传》）。

太宗又用契苾何力为左领军将军，命他宿卫北门，检校屯营事，太宗死他也请求身殉（《新唐书》）。

他们死后都陪葬太宗昭陵。

笔者曾于1977年秋天去昭陵参观，获知阿史那忠墓已发掘，欣赏了他墓中出土的壁画。

昭陵前有十四君长石像，象征着各个少数民族拥戴这位『天可汗』。

唐太宗受到尊崇是理所当然的，敢于任用敌对的『异类』为自己的侍卫，可以想见他有多大的政治胆量了。

有此胆识，对于少数民族文明、生活方式何惧之有!所以唐初这样的君主及其开放性政策，就促进了汉人吸收少数民族文明。

这种吸收是必要的，它丰富汉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发展中国各民族文化，增强中国民族活力，有利于社会进步。

唐太宗这些君主有自信力，相信汉人文化的高水平，相信自己的政治力量，不怕被别人同化，因而敢于采取相应的对待少数民族或外国的政策。

另一种类型，如宋仁宗式的，害怕汉人接触、接受其他民族的文明。

其实，越怕越不行，北宋地大人多而国势虚弱，打不过强敌辽朝，对西夏也不能取胜，最终亡于新兴的女真人之手。

所以北宋保守本民族固有文明，并没有长期保住自己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