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李大钊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源，认真研究各国政情，求索于各个主义之间，以中国的实际情况，觉得这诸多的主义，帮不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锁中苦苦挣扎的贫穷落后的中国的忙。

从这时起，他通过阅读辛德秋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犹如一股清新之风，吹进他郁闷的心扉，使他心胸豁然开朗。

时值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复辟帝制，国民反响强烈。

李大钊写了情绪激烈高亢的讨袁檄文《国情》，寄给了章士钊先生在东京创办的《甲寅》杂志。

章先生接到《国情》一文，如获至宝，赞不绝口，把文章推荐给和他一起编辑《甲寅》杂志的陈独秀，并亲自写信诚恳邀请李大钊来寓所面谈。

两人见面后，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相互都为对方痛感国情之危艰、民族之厄运的爱国爱民族的深情和真知灼见所诚眼。

袁世凯为称帝，卖国求荣，与东洋签订了奇耻大辱的&ldo;二十一条&rdo;，国亡之时已迫在眉睫。

国民群情激愤，在日本的留学生也一个个义愤填膺。

而英雄气概一向十足的陈独秀，此时却有些灰心丧气，写了一篇题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刊登在《甲寅》杂志上。

针对陈独秀的消沉悲观，李大钊赶写了一篇题为《厌世心与自觉心》的文章，以&ldo;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rdo;而毫不留情地批评了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前驱，又以&ldo;精勤不懈&rdo;，&ldo;前途当发曙光&rdo;激励国民尤其是青年面对逆境更应奋起斗争。

为避免与他所敬服的陈独秀产生误解，随稿又寄去一封要求与陈独秀会面、愿当面解释并请教的信，给《甲寅》主编章士钊。

陈独秀回信应允会面。

《甲寅》编辑部同仁们，以及章先生自己，章先生夫人吴弱男，都深知陈独秀恃才傲物，刚愎自用，根本客不得不同的政见，别说李大钊只不过是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的区区一学生，就是那些颇负盛名的文坛政坛宿将，他都不放在眼里，常常与他们争短论长，而且以气势压人。

对方生气而去，他却以胜利者自居，洋洋自得，傲然处之，所以常常不欢而散，伤朋友之间和气。

这一次定然也不会例外。

大家都很担忧，尤其是章先生。

仲甫是他多年肝胆相照的文友和挚交，守常是他新近发现的一位才识兼之、德行并优的后起之秀，他实在不愿为此区区小事而使两知己友人之间产生芥蒂。

会面是在章先生家里。

章士钊忧心忡忡，头天晚上几乎彻夜未眠，忧虑着第二天两位铮友的会面。

章夫人吴弱男也与夫同忧。

吴弱男娴淑贤慧，温文尔雅。

她是名门望族之女。

其父吴保初，是与谭嗣同等人齐名的海内四公子之一。

受家庭熏陶，她精于文墨，极富才气，虽与反清名士章士钊结为伉俪，但仍恪守封建伦理道德，是贤妻良母主义的积极倡导者。

这一夜，她也是为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旷世之才第二天的会面而瑞惴不安。

第二天，李大钊先行来到。

李大钊在此之前因《国情》一文曾来过章先生家，与章先生及夫人吴弱男都有过一面之交。

李大钊的才识、豁达，以及敦厚、纯朴，给章士钊和吴弱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