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当了一年的反器官征募运动主席。

我们是躯体神圣联盟在国内组织的第6个或第7个地方分会，是名副其实的积极分子。

主要活动是在器官征募委员会办公室前面来回游行，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

卫护肾的机能和：

躯体是人的堡垒以及：

征募器官的权力

即毁灭生命的权力

可是，我从来没有采取过像用炸弹炸掉器官移植中心啦，或者劫持冷藏卡车啦等暴力行动。

和平鼓动，这就是我们的格言。

一次，有两个成员想让我们转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方针，我便做了两个小时的即席发言，申明采取稳健行动的理由。

不消说，我一达到了条件，便被征募了。

&ldo;我理解你对征募所抱的敌对情绪，&rdo;我的大学顾问说，&ldo;为交出躯体上的重要器官而感到不安，当然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你应当考虑到它所带来的补偿的有科条件。

一旦你献出了一个器官，你就会列入6-a等级，成为优先受植者，并且永远载入6a花名册。

你当然懂得，这意味着即使你个人和职业上其他资历并不符合标准（比方说，你的前程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而沦为体力劳动者），一旦你自己需要器官移植的话，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有权利享受器官移植。

一般说来，如果你得了心脏病。

你不会首先得到惠顾的，但是，你的优先受植者的地位将解救你。

你将得到再生，我的孩子。

&rdo;

我指出了这件事所固有的谬误。

随着应征者人数的增加‐‐这将会囊括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最后，每个人都由于供献器官而取得6-a优先受植者的地位，优先受植者一语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又有什么用呢?献过器官者的健康恶化时，每个人都会把赌注押在器官移植权利上面，这终将导致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

到时候，他们为了在6-a等级中决定谁先谁后，不得不根据个人以及职业上的成就来排顺序。

我们就又会回到现在的地位了。

肾脏同种异体移植前和移植后头4个月内，接受抗淋巴细胞球蛋白（alg）疗法的患者的病程。

供献器官者是患者的兄长。

没有出现早期排斥反应。

手术后40天开始强的松治疗。

球蛋白治疗停止后，不知不觉地突然出现了后期排斥反应。

对这一反应进行了类固醇治疗，剂量在维持量内缓慢增加。

这种治疗，在20例接受alg治疗的家族内植片受植患者中，仅有2例推迟了并发症的发生。

在对其后的病例观察中，其比率之低大致相同。

（原载《妇产科学》126期，1968年，第1023页，经准许摘引如上。

）

于是，今天我准时到了器官移植厅，进行身体检查。

我的几位朋友认为我前去报到是一种失策。

他们说，如果你想抵制，那就应该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上进行抵制。

用纯粹理想的（和意识形态的）话来说，我觉得他们的话是对的。

等着让他们说：&ldo;我们需要你的肾脏，年轻人。

&rdo;到那时候，如果我最终选择了抵制这一条路的话，我就可以抵制。

（我为什么左右摇摆呢?难道我不是完全相信整个器官征募制度是不公平的吗?我不晓得是否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