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有谁知国士（8）

六杨度是中共一分子，这事实不惟入党批准人周恩来惦记着，其介绍人和直接联系人潘汉年当然更清楚，只不过，当年的中共&ldo;特科&rdo;二科（情报科）科长&ldo;小k&rdo;（潘在三十年代的绰号）解放后几乎一直呆在监狱里，成为莫须有的&ldo;内奸&rdo;，沉冤二十七年里性命朝夕难保，哪还顾得上替一个过世并过时的坏人鸣冤？另一位与之有过秘密工作关系的中共高干夏衍，也是解放后党内残酷斗争中的亲历者与幸存者，何敢主动供认与臭名昭著的杨度相识？只是到了风雨初霁的&ldo;文革&rdo;结束后，干瘦干瘦的夏衍才敢公开回忆故人‐‐尽管他忆的是五年前死去的潘汉年，但也捎带着提到了早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杨度。

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夏衍怀念刚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汉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到了杨度：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笔者注）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原注）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

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

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ldo;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rdo;他指着我说：&ldo;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笔者注），是稳当可靠的。

&rdo;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

潘又补充了一句：&ldo;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

&rdo;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

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了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

出了门，他才告诉我：&ldo;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

&rdo;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指当时的法属殖民地越南在中国法租界内的警察‐‐笔者注）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rdo;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

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ldo;我叫杨子，杨度。

&rdo;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

夏衍的确该大吃一惊，他万万想不到，当年的帝制祸首、军阀政府的座上客，上海滩无人不畏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党同志！

呒得了哇！

夏衍说的建国中路上的这座建筑，就是差点与我擦肩而过的&ldo;杨度故居&rdo;。

前法租界薛华立路155号，现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

2000年1月8日中午时分，我在弄堂口驻足，从建国中路公交车站等车的&ldo;阿拉&rdo;们身后，绕过一个正在起劲叫卖着平板车上的橘子的游贩，径直走进弄堂。

这大概就是上海人说的那种民国时代的新式花园里弄房：住宅不再是临街的石库门房，不再以高墙自绝于闹市，而是以一条挺宽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统一模式的红砖楼，而这些红楼又都是不大的宅门和不高的围墙，不同的只是各家门前种植的一点花草各显缤纷。

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胡同，但同样是住宅，开放式的洋楼与闭塞着的四合院所体现出来的居民的精神内涵却十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