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旅驻防绥德后，为了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采取多种方式，同顽军开展尖锐的斗争。

当时，国共双方经常在专署内一起开会斗争。

1942年2月，何绍南自西安返绥德后，更加紧了反共活动，并准备以5个保安大队包围袭击我九旅旅部。

后发觉我们已有准备，就率部逃向横山石湾，途中被我歼灭大部。

从此，我们进一步巩固了边区，并同华北敌后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0年4月，抗大三分校为了使教学同实践工作紧密结合，更好地为部队培养、输送合格的指挥员，校长许光达、训练部部长李国华率领70多名教员和部分学员，到九旅参观学习。

我也是参观学习团的成员之一。

我们在九旅学习了一个多月。

快要结束时，听说九旅想从教员中留一些人到基层部队中加强工作，我马上去找李国华部长，坚决要求留下来。

原来在我们实习过程中，王震旅长看到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军事素质好，非常喜欢。

他就找许光达校长要求留下几位教员，充实部队。

校长同意后，九旅就派政治部的同志去考核、挑选。

由于我上过军校，还参加过淞沪抗战，在抗大学习和工作表现也不错，又多次积极要求到前线部队，所以就被选中了。

当时训练部部长李国华可能觉得我年轻听话，布置起工作来得心应手，对我很信任，所以他最初不同意我留在九旅。

其实他自己也想到部队去，就动员我再等等，有机会一起上前方杀敌。

我就对他讲：&ot;像你们这样的高级干部不好分配，机会太难找了，而我们营、连职干部的工作分配，不用惊动上级，您还是放了我吧。

&ot;经过死磨硬泡，李国华总算答应了我的请求。

九旅本来还想多留一些人，王震要干部的原则是越多越好。

可是抗大教员也紧张，最后决定只留下了我和陈实两个人。

陈实任旅部教育科副科长，原计划要我到旅部教育科当副科长，我就向参谋长唐子奇表示：&ot;我申请来部队，就是想到基层带兵打仗。

&ot;参谋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向我解释道：&ot;红军同国民党部队不一样，带兵方法、制度完全不同，你未必适应。

如果一定要下基层，不如先到教导营锻炼一段时间，熟悉了红军的管理方法和作战指挥职能再说。

&ot;于是，我就找陈实商量，他也觉得参谋长的话有道理，刚到红军部队，任何事都没有亲身经历过，不妨先在教导营学习一段，这样可以熟悉了解红军的管理体制。

最后，旅部决定派我到教导营一队任副队长。

教导营一队队长叫吴进清，指导员姓谭，都是红军干部。

我与他们相处尚好，虽然每天操练很忙，但精神愉快。

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建军宗旨本质上完全不同，特别是红军部队强调官兵平等，以说服教育为主，不可以打骂士兵。

但在管理制度方面都要遵循军队的要求，出操、上课、野外演习、警卫值班这些内容是任何现代军队都具有的共性。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日常训练和部队管理。

我在连队工作了大半年，1940年底，九旅已在绥德安好了家，部队暂时不打仗，旅部就将教导营的工作重点转到部队训练，于是决定扩大教导营编制，由原来的两个队扩编为四个队。

一队学员是营级干部，二队学员是连级干部，三队是排级干部，四队是政治干部。

每队一百多人，共四百多人。

在绥德练军的条件也不错，有现成的营房和操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