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同志在有关材料上批示：&ldo;九旅（指九旅）知识分子干部现在很少了，黎原同志是比较好的一个干部。

关于华国锋同志，说一些过头话，大家都有过，还是应该选一届中委。

我同意谷牧同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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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同志在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和总政韦国清主任的批示中曾写道：&ldo;我二月逆流贬居长沙，当时黎原同志任四十七军军长，驻长沙。

我在长沙受到各方面的歧视，而黎原同志尚敢与我公开往来，在看人看事上有独立见解。

我同意王震同志、谷牧同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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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指责我拉帮结派、自我吹捧也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我调到基建工程兵时，兵部机关刚刚成立不久，各个部门都缺管理人员。

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上级选派，二是兵种领导推荐选调。

我当时曾推荐过两个人，并经过党委讨论通过，哪里有什么拉帮结派的问题。

关于下部队宣传报道一事，是指我到四十四支队整顿时，基层的一个干事写了一篇报道，说我到基层后不搞特殊化。

此事，我当时根本不知情，以后看到样稿，反映的也都是实际情况，根本不存在指使他人吹捧我的问题。

尽管对我的指责都是无稽之谈，更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但他们还是我行我素，在下边搞小动作，开会时不通知我，选举时不让我参加，执意要把我的候选人资格取销。

但是在会上还是有人仗义执言，交通指挥部主任伍坤山同志就在会上挺身而出，质问为什么不选黎原当党代表，他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最终在他们的排挤下，我被无理取销了代表资格，不过能听到上级老领导的批示和评价，同志们的关心和支持，我心里感到很欣慰。

1982年，中央酝酿百万大裁军，准备撤销基建工程兵建制。

应该承认，成立基建工程兵，在&ldo;文革&rdo;时期&ldo;三线&rdo;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基本建设任务异常繁重的情况下，为保证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基建工程兵军政企三合一的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和发展，而且由于内部管理混乱，影响部队形象。

所以杨得志总参谋长找我们兵种领导征求意见时，尽管其他人都表示反对，我明确表态赞同撤销。

1983年到1986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基建工程兵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除水电、交通、黄金部队和报社交给武警外，其他部队陆续撤销。

就在基建工程兵撤销的过程中，兵种领导之间又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个别领导人轻易听信谗言，不进行深入调查，就公开表态，指责他人。

机关告状信不断，直到因诬告一名副政委，导致有人被捕入狱。

为此，总政专门派调查组来兵部调查，发现完全是诬告，此事影响非常不好。

基建工程兵领导班子之间原本关系很好，也没有利害冲突。

之所以产生隔阂，兵种主要领导同志要负一定的责任。

他文化水平不高，工作作风简单、粗暴，有时听了个别人一些不实之词，就意气用事，武断地做出不妥当的结论，挫伤了不少同志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