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不平等的条约明文规定外国传教士可随意在华&ldo;开设教堂&rdo;，不仅在通商口岸，而且可&ldo;安然人内地传教，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丝毫不得苛待禁阻&rdo;。

更有甚者，当签订《北京条约》时，其中有关外国传教士&ldo;在各省租买回地，建造自便&rdo;的条款，竟完全是充当翻译的传教士艾德擅自添加的。

由中我们可见当年传教士之猖狂和清政府之昏庸。

对此，他们曾欢呼：&ldo;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rdo;，&ldo;中国几乎出乎意料地对传教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落入我们的手中，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18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rdo;。

自《南京条约》之后，各帝国主义教会完全打开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大门。

它们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以五大通商口岸和原有的传教点为基地长驱内地，传教士的足迹一时间遍及中国的城市和乡村。

到1900年，在中国的西方教徒已达72万人。

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初期，遭到了中国各阶层人士的抵制和反对。

有身份地位的传统世家，即&ldo;上层社会&rdo;因为受&ldo;尊王攘夷&rdo;的传统影响，视基督教为洪水猛兽而敬而远之；自食其力、尚能温饱的小康之家即&ldo;中层社会&rdo;则也是采取现实一点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

我们知道，传教士要传教要布道就需要有固定的听众，于是他们专从街头召集一些穷苦人家即&ldo;下层社会&rdo;的孩子，以提供免费的吃喝为条件对他们进行传教。

然而，广大的劳动大众最终也无法成为外国传教士传教的真正对象。

因为他们大多有很深的传统意识，认为基督教是邪教，认为信仰洋教就是忘记祖宗大逆不道，该遭众人的唾骂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孔繁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肯下决心去洋人办的医院为儿子治病，而且为什么孔繁慈这个有病投医的正常举动会遭到族人的指责和乡里鄙视的真正原因。

可以说，它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直接布道之路走不通，才另寻他途转向了慈善事业。

他们办学校、办医院。

很多的基督教传教士想通过生活接触诸如开办学校、医院和出版机构等社会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一方面，通过办学校和教学生圣经、科学和数学，同时配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课程，培养出一批聪明的教徒，一批亦中亦西的人才，从而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时通过那些聪明的教徒作为他们的助手，帮助他们在中国传播福音。

另一方面，办学校、办医院，可以通过学校让中国人了解西方人的理想和他们生活习俗，进而引导中国人崇敬这些西方人的理想和习俗，达到他们占领中国文化领域的目的。

其本身也是对中国礼俗、教育和文化的一种新的冲击和挑战。

在传教士眼里，学校首先是传教机关，其次才是教育机关。

学校对于那些家境好、能请得起家庭教师或有能力在私塾读书的孩子来说无所谓，而对于家境不好的孩子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读书学习的机会，让他们通过学习英语和数学等知识而开辟一条通向财富和权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