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1月，经美国发起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

当时共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以及中国的北洋政府共九国政府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九国公约》。

在《九国公约》中，虽然规定中国政府恢复对山东的主权，并要求日本帝国主义归还胶济铁路及撤出山东；但同时又规定中国政府方面须将胶州湾原德国帝国主义的占领地全部开为商埠，并准许外国人在此区域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业等；除此而外，关于日本归还胶济铁路问题，《九国公约》亦规定&ldo;应于该铁路产业移交完竣同时以中国国库券交付日本。

此项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rdo;云云。

依照如此的《九国公约》，不仅胶州湾由原来的日本独占转而变为各帝国主义列强共享，而且实际上胶济铁路仍然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

总而言之，《九国公约》尽管在脸面上照顾了当时的中国政府，但实际上中国山东却仍然为各帝国主义列强所占领和控制。

如果一定要找出其积极的意义，那就是《九国公约》至少在名义上使中国第一次收回了其被别国侵占或掠夺走的行政主权。

仅此而已。

根据《九国公约》的规定中关于接受胶州湾主权之需要，当时的北洋政府于1922年3月在济南成立了&ldo;鲁案公署&rdo;，特派王正廷出面督办&ldo;鲁案&rdo;善后事宜，其任务主要就是收回山东青岛的主权。

当时，这实在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王正廷一时感到为难，并且身边也缺少得力的助手办事。

这样思来想去，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在美国耶鲁大学时的同学孔祥熙。

本来在此之前，王正廷即已同孔祥熙有过一段瓜葛且因此王对孔氏印象极佳。

事情说来，还是1913年&ldo;二次革命&rdo;失败后，孔祥熙随孙中山先生一起逃亡日本时，正遇上王正廷在日本处于艰窘困境之际。

最初，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日本东京设立分会后，由王正廷出任总干事。

由于当时中国国内一直处于动荡局面，波及到日本，致使留日的基督教青年会很快也陷于低谷。

加之王正廷担任总干事期间政治上的一些不应有失误，终致引起内部严重的分裂，甚而王正廷本人亦遭到一些学生的围攻，从而更严重地影响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存在和发展。

就当此际，当时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约翰&rso;莫特先生决定由孔祥照前来接替王正廷，担任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

在约翰&iddot;莫特看来，基督教青年会就应该有孔祥熙这样办事执着、有事业心的年轻人来牵头办理。

而且后来事情的发展及孔祥熙走马上任后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让约翰&iddot;莫特失望。

当时在客观上，也正是孔祥熙的到来和接替，才解了王正廷的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