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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国国防部长在1996、1997、1998财年的每一份《国防报告》中都提到美国面临的多种威胁。

但这种广角视野，并不是美国人能自觉保持的观察水准。

1997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在其第一部分&ldo;全球安全环境&rdo;中指出，美国的安全将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是来自伊拉克、伊朗、中东、朝鲜半岛的地区威胁；第二是敏感技术的扩散，如核、生、化武器及投射技术、信息战技术、隐形技术等；第三，恐怖活动、非法毒品交易、国际有组织犯罪及移民失控；第四，大规模杀伤武器对美国本土的威胁。

&ldo;在2015年以前，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国家不大可能出现，但在2015年以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强国或势均力敌的全球敌手。

有人认为，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前景未卜，但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敌手。

&rdo;这份由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参联会通力合作的报告，显然仍沉溺于半是真实半是虚幻的所谓军事威胁之中。

根据这份报告形成的1997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在对威胁的分析中，专以一节提到&ldo;不可知因素&rdo;，表现了美国人对未来威胁的悄悄不安。

[7]澳大利亚的小莫汉&iddot;马利克指出，影响21世纪国家安全的7个趋势：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的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

这些趋势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威胁亚太地区安全的两类冲突根源。

第一类为传统的冲突根源：大国的霸权斗争；成功国家民族主义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经济竞争；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

第二类为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中的民族（种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

所有这一切都对21世纪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多重威胁。

这位澳大利亚人对国家安全的见解，比美国官方要略高一筹。

（详见美国《比较战略》1997年第16期）

这种大安全观由于其载荷的增大，带来了目标的复杂化和实现目标的手段、方式的复杂化。

因此，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目标得以实现的国家战略即通常所说的大战略，也就需要做出超越于军事战略甚至政治战略之上的调整，对涉及整个国家利益安全指数的所有方面进行通盘考量，把政治（国家意志、价值观和凝聚力）、军事因素与经济、文化、外交、技术、环境、资源、民族等参数叠加在一起，才能绘制出一幅完整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重合的&ldo;泛疆域&rdo;‐‐大战略态势图。

任何人站在这幅态势图前，都会顿生望洋兴叹之慨：如此众多并且跨度巨大的领域，如此复杂以至自相冲突的利益，如此错综甚至彼此排斥的目标，怎么可能用一种统一的、单一的手段和方式去实现？比如说，用克劳塞维茨称之为&ldo;流血的政治&rdo;的军事手段，如何解决东南亚金融危机？抑或用同样的方式，如何对付在互联网上神出鬼没的黑客？结论不言自明，作为对大安全观层面上的国家安全的保障，仅有剑是不够的。

独木难支。

一个现代国家大厦的安全拱顶，已远不是军队这一根支柱可以独力支撑的。

它的屹立不倒，关键在于涉及国家利益的所有领域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