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早期民族国家生成时，大都经过铁与血的战争为其助产一样，在民族国家向全球化的转型中，也无法避开巨大利益板块的碰撞。

所不同的是，今天能够解开&ldo;戈第安之结&rdo;[3]的手段，不光是剑，因此它不必再像我们的祖上们那样，总是把武力解决作为最后仲裁的上诉法庭。

政治、经济、外交，任何一种手段，都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成为军事手段的代用品。

但人类却毫无理由对此感到欣慰，因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尽可能地用不流血的战争去替代流血的战争而已[4]。

其结果是，在缩小了狭义战场空间的同时，又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广义的战场。

在这个战场上，人们一如既往地争夺、劫掠和厮杀，武器更加先进，手段更加高超，只是少了一点血腥，但却同样残酷。

现实如此，人类的和平之梦便依旧飘渺而遥远。

即使乐观地说，在可以想见的岁月里，战争也不会匆忙绝迹，不管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

既然该发生的事情终究要发生，我们现在要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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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传亚历山大率军攻入小亚细亚腹地后，在戈第乌姆城朝拜宙斯神庙，庙中有一辆曾属于弗里吉亚国王米第阿斯的坐车，被一堆杂乱无章的绳索紧紧缠绑着，据说从来无人能够解开它。

亚历山大面对此结沉思片刻，突然拔剑砍下，将其一举断开。

从此，&ldo;戈第安之结&rdo;便成了那些不易解决的复杂棘手难题的别称。

[4]在未来战争中，像金融战那样兵不血刃而屈人之国的战事会越来越多。

设想一下，如果1998年8月香港金融保卫战失利，将对香港甚至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灾难性影响？而这种情景并非不可能，如果不是俄罗斯金融市场崩盘，致使金融投机家腹背受敌，结局如何尚难预料。

面对将要在无边的战场上展开的广义战争，仅凭军队和武器，已经无法实现大战略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也无法维护这一级别上的国家利益。

显然，战争正在超出军人、军队、军事的范畴，越来越成为政治家、科学家甚至银行家们的事。

如何进行战争，自然也就不再是只由军人们去考虑的问题。

早在世纪之初，克莱孟梭就说过，&ldo;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干&rdo;。

近百年的历史却告诫说，把战争交给政治家们去干，同样不是解决这一重要课题的理想办法[5]。

人们转而求助于技术文明，希求能从技术的发展中，找到控制战争的阀门。

但令人失望，整整一个世纪都快过去了，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战争却依旧是在笼头和鞍鞯之外撒欢儿的野马。

人们又乞灵于军事革命，指望高技术兵器和非杀伤性武器，能减少平民乃至军人的伤亡，以降低战争的残酷性。

然而，军事革命发生了，它和其它革命一起，改变了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

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战争却依旧是原来那般残酷。

唯一不同的是，这种残酷以区别于两军厮杀的方式得到了扩大。

想想洛克比空难，想想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两次爆炸，再想想东南亚金融危机，应该不难理解，这另一种残酷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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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论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是杜鲁门、约翰逊以及萨达姆都没能成功的驾御战争。

也包括克莱孟梭本人。

这就是全球化。

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战争。

尽管只是一个侧面，但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侧面。

当这样的侧面朝向立身世纪之交的军人们时，或许，每个军人都该对自己发问：我们还能做什么？如果莫里斯、本&iddot;拉丹、索罗斯之流，都可以称之为明日战争的军人，那么，还有谁不是军人？如果鲍威尔、施瓦茨科普夫、达扬、沙龙之辈，都可以算做是穿军装的政治家，那么，还有谁不是政治家？这就是全球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战争，留给军人的困惑。

既然军人与非军人的界限已经打破，战争与非战争的鸿沟几近填平，所有的难题都由于全球化趋势变得环环相扣、互相咬合，那就必须找到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应该能打开全部的锁，如果这些锁是挂在战争大门上的话。

而这把钥匙必须适合从战策、战略、战艺到战术所有级别的尺寸，也适合从政治家、将军到士兵每个人的手。

除了&ldo;超限战&rdo;，我们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更合适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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