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当太阳旗飘扬在被占领的锦州上空时，裕仁将他的担忧放到了一边。

1932年1月4日，他发布《军人敕谕五十周年纪念日赐陆海军人敕语》，号召全体将士对明治天皇敕谕进行认真思考。

实际上这是一篇非常温和的诏告。

四天后，大概是接受了闲院亲王的建议，他又发布了《赐关东军敕语》，嘉奖不服从上级命令的关东军在&ldo;自卫&rdo;和打击中国&ldo;土匪&rdo;的战斗中英勇作战，&ldo;向内外宣扬了皇军的威武&rdo;。

通过广播和报纸诏书在全国得到广泛宣传，起到了镇压反对意见和推动民众趋近战争的作用。

勿需说，对于犬养尝试的恢复陆军军纪的努力，它没有起任何正面作用。

之后的几年中，裕仁批准了近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授勋和晋升，他们都是在满洲战争和上海事件中的有功人员。

这两个事件在日本国内均得到极大的支持，而在海外却恰好相反。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爵位。

裕仁对于陆军在满洲作战的公开支持，正好与他即使在他们违反了命令时都没有予以惩罚的做法前后一致。

从1932年1月末至3月，日中冲突延伸到了上海，西方对日本的谴责有增无减。

当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1908‐1912年在位）领导下的&ldo;满洲国&rdo;傀儡政府建立时，犬养有意保留了对这个新国家的承认。

作为一个分裂的政党内阁的首脑，他的统治需要枢密院的帮助，要依靠紧急敕令和无视议会预算制定权威的紧急财政措施才能得以进行。

即使在政友会以压倒优势赢得了2月总选举以后，当犬养按照宫廷指示努力维持国内现状时，仍面临着强烈的反对。

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分子不断地对他进行口诛笔伐，同时党内的主要改革者森则试图打破政党体系，策划联合军部建立一个新的、更加独裁的政治秩序。

在犬养任职的早期，陆军通过拥戴皇族的长老闲院宫载仁亲王为陆军参谋总长，强化了与皇室的联系，由此也排挤掉了高级指挥官金谷将军，他是宇垣派的核心成员。

与此相呼应，海军推出了在清洗伦敦海军条约支持者中起主导作用的伏见宫博恭亲王，任命他为军令部总长。

这两个强硬派的晋升意味着陆海军大臣权威的衰落。

两个相互竞争的军种现在可以利用它们高贵的皇族&ldo;权威人物&rdo;向天皇施加影响，控制它们在亚洲大陆上的军队。

在犬养内阁5个月的短命期间内，裕仁成为一个公开的、积极主动的事变参与者，而在事变开始时却绝不是这样。

1932年初，他最优先考虑的是维护皇权相对于政治党派，而不是相对于突然得了民心的军队的独立性，同时动员公众对满洲军事行动的支持。

他还希望能够保证政策和内阁人事两者的连续性。

因此，当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在他从一个阅兵式乘马车返回的途中试图刺杀他的时候（1月8日樱田门事件），天皇坚持内阁留任，而不是依照惯例全体辞职。

此时，犬养取得政权还不到一个月。

裕仁轻描淡写了事件的严重性，就如木户建议的那样，避免了任何直接地、公开地表达他对恐怖事件的个人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