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事变中，那些由日本舆论领袖鼓吹的夸张利己的对国际形势的解析中，没有什么比把满蒙描述成日本经济、战略和道德的&ldo;生命线&rdo;、&ldo;生存之惟一手段&rdo;更能有效地赢得陆军支持的说法了。

生命线的比喻最早由松冈提出，激起了广泛的爱国主义情感。

受到关于陆军在满洲行动错误报道的影响，许多日本人似乎很愿意与甚至是列强中最强大的国家对抗，以保护祖国、维护国家的荣誉。

如果说对&ldo;满洲国&rdo;的承认和退出国联，导致了对国际法本身的抛弃，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国际法是西方的概念，是为了在一个有利于英美的时点把国际秩序固定化而制定的。

日本将以发源于天皇的规范为基础，创建自己独自序列的国际框架，而天皇是道德的化身，比起英美所爱用的抽象的法律更为真实。

近卫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日本人的这种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感。

他在早些时候（1918年12月）所写的著名的论文《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中，就曾论述说白种人歧视黄种人，如英美那样的先进国家垄断殖民地，违背了&ldo;正义与人道&rdo;的国际基准。

日本作为&ldo;黄色人种的不发达国家&rdo;，不应该提倡&ldo;对维持现状的盲从&rdo;，而要提倡一个将日本放在世界的中心位置，以日本的视角安排秩序的&ldo;和平之标准&rdo;。

这个将现时代视为富国与穷国的冲突、种族群体的对立的二元论观点，如今使近卫倾向于支持事变，提倡解散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废止支撑它们的各种国际条约。

在1935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近卫批判了国际联盟、凯洛格‐白里安协定、九国条约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说：&ldo;意大利的政治家极其大胆坦率地说明了意大利为什么必须扩张。

德国的政治家把德国需要新的领土的意向公然列入了纳粹纲领中。

然而日本缺乏这种坦率。

&rdo;近卫认为缺乏坦率的原因在于&ldo;日本人的脑袋里渗透了英美本位的思想，把以维持现状为基础的和平机构奉为了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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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卫因为这些强硬的主张经常受到元老西园寺的批评，但却得到了裕仁的赏识。

无法证实天皇做出批准日本退出国联的决定是否受到了近卫的影响，但裕仁一直接触的都是列强出于人种对立的心态，企图遏制日本上升为亚洲的主导力量的观点。

此外，我们还知道近卫的思想确实影响了与天皇最为接近的宫廷官员，以及各个方面的精英。

这些精英，是舆论形成的重要力量。

然而，最终是短期的政治考虑使裕仁与军部携起手来。

裕仁看到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日本造成的既成现状，并从这个事实中获得了信心。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西方列强承认&ldo;满洲国&rdo;，但是也没有任何国家因其侵略行为对日本发动经济制裁。

在裕仁看来，当务之急是稳定因首相暗杀事件、近臣遭袭事件和政变未遂而动摇的国内政治局势。

他需要优先考虑的是避免与关东军司令的冲突，他需要关东军来守卫&ldo;满洲国&rdo;。

炮击山海关

有关满洲事变期间裕仁的私人生活，除了河井弥八日记中的两页文件，和小说家小山伊都子称曾非正式地面见过天皇，读过宫廷文件而记下的几则轶事之外，实际上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