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6年7月，就连ghq中裕仁最热心的保卫者费勒斯准将都开始催促他，为了防止对君主制的长期危害，希望他向国民做出忏悔。

与此同时，被拘禁在巢鸭监狱的木户也对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进行了思考，但是将劝说退位的打算推到了他自己的严酷考验和占领结束之后。

在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占领了沈阳，斯大林以封锁柏林的举动向&ldo;杜鲁门主义&rdo;发起挑战的前后，1948年11月4日，东京审判在经过了6个月的休庭后开始进入收尾阶段。

审判长韦布在公审法庭内朗读了多数派的判决，他首先回顾了法庭宪章的法律条款‐‐由麦克阿瑟颁布并修订‐‐定义的三大类罪行。

第一类罪行是：&ldo;……策划、准备、开始、从事……侵略战争、或者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的战争……或者参与了为实现任何上述行为而进行的共同计划或谋议。

&rdo;依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从事这种战争被称为&ldo;反和平罪&rdo;。

审判中，它主要是指对这几个条约的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关于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九国公约以及放弃作为国家政策实现手段的侵略战争的凯洛格-白里安协定。

与常规的战争犯罪不同，&ldo;反和平罪&rdo;的犯罪主体是政策的制定者。

检察方并非主张，侵略战争本身是非法的，而是日本被指控的侵略战争中的每种行为都违反了日本加盟的条约。

为了进行这项指控，检察官们不得不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起因进行调查，为此，特别是不允许辩护方在证据文件中引用与亚洲的共产主义有关的内容之后，悬而未决的历史论争的马蜂窝又被捅开了。

而另一方面，纽伦堡和东京都没有仅以&ldo;反和平罪&rdo;为依据作出死刑判决。

第二类罪行是&ldo;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罪&rdo;（一般战争犯罪），相对来说对这类罪行的争论较少。

这种犯罪是根据关于陆地战争的海牙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来界定的。

这两个公约都是公认的惯例法规，体现了人道行为的最低标准，适用于卷入国际武装冲突的所有国家。

试图反驳&ldo;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罪&rdo;指控的辩护方，面对检察方汇集整理的证明日本在战争中所犯罪行的庞大证据，全部以失败告终。

&ldo;反人道罪&rdo;是第三类罪行。

这个术语（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而产生）的定义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参照的四国伦敦宪章中的定义完全相同。

其内涵是&ldo;战前或战时犯下杀人、灭绝、奴役、流放和其他非人道行为，或者以政治或人种为由的迫害行为……&rdo;这些主要针对平民的犯罪，只要与战争罪行有关联，&ldo;在国际法的范围内就可以惩罚。

&rdo;在东京审判中，检察官根据由55件诉因构成的诉状，强调了各种类型的杀人罪，&ldo;当日本向有和平关系的国家发动攻击时，作为限定于侵略性攻击或违反条约的非法战争的结果&rdo;而被广泛接受。

&ldo;杀人罪&rdo;成了一把巨大的伞，日本对珍珠港攻击和&ldo;南京暴行&rdo;都能被罩在伞下。

东条的死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