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和同盟国以国家利益为由对许多人免于了起诉，其中就有应对中国的细菌战承担责任的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和731部队的官兵。

据估计，有3000到1万人在石井的生物试验所被杀害，多数为中国人俘虏，而这个事实却被东京审判所忽视。

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和麦克阿瑟认为得到与杀人有关的实验数据比审判更重要。

许多日本人中挥之不去的&ldo;圣战&rdo;意识和旧价值观的延续，无疑缩短了战争犯罪被揭露后的反省时间。

多数日本人认为，战争是一种自然现象，国家之间即使没有过错也可能发生，这种认识妨碍了他们对在中国发生的战争暴行的反省。

在某些日本作家看来，个人主体性差、过度依赖他人观点的民族性也是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之一。

但是日本战争犯罪被如此之快地遗忘的主要原因与裕仁本人有关。

除非裕仁为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他没能而且也不想要求日本军队遵守比忠诚和功勋更重要的道德行为标准，而受到法庭审判，或被质询，否则，侵略战争的合法性‐‐日本入侵亚洲太平洋各国是为了解放他们的信念‐‐就不会彻底失去市场。

毕竟，许多日本人在参加战争时都与天皇有着共犯的关系，全体国民都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不负有责任，他们也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日本国民开始极为认真地面对战争的负罪感，可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不公正地分摊责任的早期决定，让木户和东条做了天皇的替罪羊，缩短了这种反省认识的时间。

杜鲁门1947－1948年戏剧性的政策转变更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在被分割的德国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由美国高级专员约翰&iddot;麦克洛伊执行的杜鲁门政策，通过重新定义非纳粹化计划的范围，使适用对象仅限于少数几个德国犯罪者，从而限制了计划的影响力。

东京审判与并行的剥夺公职运动，没有解决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多方面的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保护天皇和重塑天皇形象是复杂的政治任务，只有通过大肆夸张日本社会巨变造成的威胁、操纵证言、销毁证据和歪曲历史方能达成。

不知裕仁是否因这种对正义的歪曲而感到过不快，是否将这些情况在他向皇祖皇宗的神灵禀告时提到过。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直到处决东条为止的整个审判期间，裕仁从没有忘记过自己更大的目标，那就是摆脱国内外要求他退位的压力，保留君主制并因此在日本人的政治生活中维持稳定的领域和正统性的原理。

再造神秘性

命天皇停止参拜靖国神社

冲绳口信

暗杀天皇的谣传

巡幸活动

和平运动

挺进到鸭绿江

学生举行和平集会

命天皇停止参拜靖国神社

占领进入第5个月，迎来了1946年新年，此时的日本国民似乎被扯成了两半。

一方面，复员军人和失业平民源源不断地从亚洲大陆被遣返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