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史可法不是军事家，这位崇祯元年的进士，其实只是个文弱的儒生。

儒家历来信奉的是&ldo;修、齐、治、平&rdo;之道，这中间，&ldo;修身&rdo;是第一位的。

史可法个人的品德修养毋庸置疑，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他年过不惑而无子，妻子劝他纳妾，他叹息道：&ldo;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rdo;终于不纳。

这样洁身自好的君子，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中相当难能可贵。

若是太平岁月，让这样的人经营国事自然没有问题，但偏偏他又生逢乱世，要让他去督师征战，这就有点勉为其难了。

在浩浩狼烟和刀光血影面前，他那点孱弱的文化人格只能归结于灭寂和苍凉，归结于一场酸楚的祭奠和无可奈何的悲剧性体验。

这里，我得说到一桩政治文化史上的轶闻。

就在清军兵临扬州城下的几个月前，清摄政王多尔衮曾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有一封回信‐‐《复多尔衮书》，写得相当精彩，今天我们捧读时，仍旧会感到那种澎湃涌动的凛然正气。

关于这封回信背后的作者，历来有多种传说，但可以想见，当初作者在起草回信时，必定是相当投入的。

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封回信，把史可法的文化人格挥洒得淋漓尽致。

吟读之余，史可法或许会想到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古往今来的不少好文章都是两军决战前&ldo;羽檄交驰&rdo;的产物。

首先是那位叫陈琳的扬州人，他替袁绍起草的《讨曹檄》使曹为之出了一身冷汗，久治无效的头风病也因此痊愈。

南朝梁文学家丘迟致陈伯之的劝降书写得那样文采瑰丽，把政治诱导和山水人情交融得那样得体，&ldo;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rdo;，谁能相信这样清新明丽的句子会出现在冰冷的劝降书中呢？&ldo;初唐四杰&rdo;之一的骆宾王更不愧是大才子，他的那篇《讨武氏檄》，连被骂的武则天看了，也拍案叫绝，惊叹不已。

这些千古佳话，史可法此刻大概不会不想到，因此，他很看重这篇署名文章。

事实上，就凭这一篇《复多尔衮书》，后人就完全有理由认定他是一位文章高手，而忘却他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书、节制江北四镇的督师辅臣。

无论这篇文章是不是史可法的手笔。

说史可法很看重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旁证。

据说史可法对自己的书法不甚满意，便四处征求书法高手执笔誊写。

这时，书法家韩默正好在扬州，便到军门应召。

关于韩默其人，我知道得很少，但仅从史可法对他的赏识来看，大概档次也是不低的。

韩默笔走龙蛇时，史可法和诸将都在一旁观摩，只见那素笺上气韵飞动，从头到尾一笔不苟，虽微小到一点一画，也不离&ldo;二王&rdo;的笔法。

书毕，史可法赞赏再三，这才令快马送出。

今天我们很难猜测史可法站在督师行辕门前的台阶上，目送快马远去时的心态。

对国事的惆怅？对明王朝的孤忠？对江北四镇防务的忧虑？实在说不准。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对刚刚发出的这封复书的几许得意。

中国的文化人总是把文章的力量夸张到十分了得，似乎一篇檄文就可以让人家退避三舍，最典型的莫过于李白表演的&ldo;醉草吓蛮书&rdo;，凭半壶水的洋文便震慑住了觊觎唐帝国版图的番邦。

《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说&ldo;笔尖儿敢横扫五千人&rdo;，牛皮吹得还不算大。

诗圣杜甫就有点豁边了：&ldo;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