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开国之初曾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军制中某些要素建起&ldo;卫所军制&rdo;：每卫5600人，下设5个千户所，各1120人，卫所军士每人授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田租徭役，卫所官兵都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

这种半军半农、自给自足的军屯制度不仅使国家迅速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还节省下朝廷大笔军饷开支，可卫所制度也有颇多隐患，&ldo;军屯没有事先作出计划，进行周密准备，没有进行过实际调查，没有做过试点，也没有建立起专门管理的部门。

&rdo;（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第76页）

同时，明朝会计账目极混杂，朝廷竟然始终也搞不清各卫所的经济实情。

至15世纪后期，王公贵戚、地方官僚开始把卫所军士变为其劳工、农奴，商贾势力也浸透进来，军官贪污受贿，士卒不堪其苦纷纷逃亡，军力迅速衰落。

以北京周边78个卫为例，&ldo;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兵器者仅有1万人。

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

&rdo;（《洪业》，第409页）

国家兵制颓败如此，可京城中固守于道德律令简单世界中的士生官宦阶层却并不了解实情，自然他们不愿了解，也不能了解。

于是想当然地觉得大明朝天威浩荡，四方来服，即便有番邦挑衅，天子大军一到，顷刻可令敌阵崩溃。

因此，每当边关守将报告不利军情时，得到的多半是一通不分青红皂白的斥责。

1609年深知明军虚弱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他奏请朝廷考虑，不得已时可向这位新崛起的酋长暂作让步。

朝中&ldo;言官&rdo;将熊的建议看作&ldo;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

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却继续发展。

&rdo;（《洪业》，第14页）

1616年努尔哈赤吞并女真各部建立后金王朝，两年后辽东重镇抚顺被后金攻陷，又过了一年，后金军队大破明军，取得萨尔浒大捷……一系列的失败似乎要将文官们从梦中惊醒，可1626年袁崇焕宁远大败金军的消息传至京城，朝野一片欢腾，大家长出了口气，重又飘飘然起来，全然忘了明军防备整体脆弱的事实，随即毫无策略地断然拒绝皇太极的议和要求，使疲惫的国家错失了一次喘息修整的好机会。

北边危机未减，明朝内部又陷在农民起义的泥潭里，由于连年对女真用兵，&ldo;朝廷一方面对尚可控制地区的人口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大量裁减对朝廷威胁还较小的西北地区的雇役。

李自成就是朝廷为节省支出而裁减的驿卒。

&rdo;（[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黄纯艳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21页）于是被裁的兵卒不可避免地和大量破产的流民结合到一起，1627年陕西爆发一系列兵变和叛乱，虽然在1636年这些叛乱被暂时瓦解，但起义者活动范围却扩至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的大片地区。

1637年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两支大军联合，转败为胜，势不可挡，之后二人的分裂使他们在1641年各自受到明军重创，可时至1642年，明军还是最终失去了军事优势。

这场大乱充分暴露出国家基层行政能力和卫所制度的败落，朝廷已渐渐失去对县乡政权的控制权，赋税结构更是残缺不全。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朝堂上&ldo;东林&rdo;与&ldo;阉党&rdo;两败俱伤后遗留势力仍对峙朝野，至天启年间，民间文人社团&ldo;复社&rdo;兴起，社员自命君子，誓与阉党不两立，随着这些人纷纷入仕，朝中出现所谓&ldo;小东林&rdo;势力，政坛恶斗复起。

可悲的是，自1630年温体仁和周延儒共执首辅以来，辽东战事危机竟被当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

许多朝臣以为：区区几场失败毕竟断送不了大明江山，而利用这些失败打击政敌倒是极佳手段。

于是，任何一方在战略战术上提出合乎实际的退守之策时，都会被另一方利用，上升为爱国还是卖国的道德原则问题。

1638年对现实困境有清醒认识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疏指出：朝廷无法同时应付两场战争，必须马上与清议和，同意割让土地并恢复被明朝单方面关闭的边贸，以集中兵力剿灭内地叛军。

为打动皇帝，杨嗣昌还借彗星出现大做文章，让人觉得议和合乎天意。

然而&ldo;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

这些自命的&lso;正人君子&rso;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

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

&rdo;（《洪业》，第40页）

1641年清军连败明军，这使崇祯又想到杨嗣昌的建议，于是他密令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可一时疏忽，这份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结果&ldo;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轩然大波。

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

&rdo;此后松山失守，清廷主动提出议和，&ldo;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

&rdo;（《洪业》，第44页）

连皇帝都屈服于朝中空洞却又强大的道德舆论的压力，也就无人再敢言&ldo;议和&rdo;二字了。

1644年1月3日，面对迫在眉睫的大难，大学士黄景昉冒险请求皇上从东北前线调吴三桂部回守京师，同时鼓励豫陕一带豪侠士绅组练乡兵，创立地方政府。

崇祯知道此折一出，朝会上定起风波，只好偷偷将它丢在一边，从而明廷一直未能从辽东调兵侧击义军，这也使清廷断了与明议和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