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的是，当良策被拒时，一些愚腐无用、不着边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屡受表扬。

如大学士蒋德暻根据《明会典》，&ldo;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

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

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rdo;；（《洪业》，第75页）又有一位大臣提出：缓和明军与农民之间紧张关系的关键是要告诉士兵不要压迫百姓，崇祯也认为是良策，可军需从何而来却无下文；直到户部尚书倪元璐在离崇祯上吊仅35天时仍主张道德是头等重要之事时，装糊涂的皇上再也撑不住了，质问道：&ldo;倘若道德果真如此重要，在拖欠前线军饷之时，将如何以之解救国难呢？&rdo;（《洪业》，第455‐456页）

就在这样无用的奏章满天飞时，清军关，李自成也兵临城下，京防三大营皆尽老弱病残，大难将至！

1644年初，翰林学士李明睿终于在崇祯的一次私下召见中大胆提出了&ldo;南迁&rdo;建议，按其最初想法，皇上&ldo;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

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

&rdo;（《洪业》，第77页）&ldo;南迁&rdo;固然好，但李明睿实在书生气十足，在他看来只要皇上出动，必然群情振奋，国之龙虎将起而响应，天下也就在股掌之间了。

可当崇祯问起具体安排时，李的计划便漏洞百出，大队人马出行无钱无兵，山东一带又兵匪纵横，道路破坏严重，国家驿站体系也荒废多年，怎么走得了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ldo;南迁&rdo;不可避免地触发了朝中南北官员之争。

北方官员明白如若迁至南京，放弃中原，就断了自家根基，故而主张坚守京城，而南方官员则大半主张立即南下，双方引经据典，计划一改再改。

本来皇帝南迁，太子留守，后来竟倒了过来！

崇祯知道留下必要&ldo;死社稷&rdo;，公开廷议时显得十分不快，忍不住道：&ldo;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rdo;。

（《洪业》，第80页）几位大臣急忙转舵，迁都之策被推上道德法庭，不但犯弃土之罪，还有阴谋拥立太子之嫌，吓得主张南迁的官员个个噤若寒蝉。

结果，南迁计划的流产致使满清统治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中央政府，也使南方抵抗力量的权力来源暧昧不清，诸王并起，互相削弱。

被空洞道理困在京城里的君臣只能眼睁睁看着李自成开到西直门下，谁知这时居然出现了&ldo;奇迹&rdo;！

1644年4月23日（也就是君臣对泣一场后）李自成派来的谈判代表提出罢兵条件：&ldo;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rdo;这位闯到皇帝老子家门口的&ldo;闯王&rdo;竟没做好取而代之的准备！

面对如此有诱惑力的条件，崇祯首先想到：若他一人接受这些条件，未来史家将认定他为&ldo;偏安之君&rdo;。

于是皇帝看看身边的魏藻德，这位首辅大人同样想到了未来的史家，他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

皇上气得发抖，未作任何决定便打发走谈判代表，然后&ldo;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

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

&rdo;（《洪业》，第83页）次日，闯王率大军进城，大明的皇都陷落了，而失魂落魄的崇祯只得一个人爬上煤山，找了棵歪脖树龙驭上宾于天去了。

尼采曾讲过：一个民族&ldo;当腐败登峰造极并且爆发五花八门的暴君争斗时，必然会有凯撒式的暴君出来收拾残局，结束一场为争夺专制统治权而斗得精疲力竭的角逐&rdo;。

（[德]尼采：《快乐的知识》黄明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这话说的似乎是常理，不过在明末之际，出来充当凯撒的却是文臣、书生们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满洲大酋长！

他们带领着白山黑水间重新崛起的游牧部落，一直虎视眈眈地关注着明朝的内乱，当最佳攻击时机出现后，便毫不犹豫地猛扑下来！

其实，早在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就报告了建州努尔哈赤扩张的消息，并参劾其部下违背命令改剿为抚。

可当时的首辅申时行却&ldo;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

&rdo;（《万历十五年》，第119-120页）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明朝上层文官心里，朝堂内部的权力平衡才是一等一重要的大事，至于东北游牧部落区区一个酋长赢了明军几阵，倒没什么大不了。

十分遗憾，端坐朝堂中的大明文官们错了，因为兴起的建州女真在扩张过程中不断与周边民族，尤其是北地汉人接触，其中有战争也有结盟，有仇杀亦有通婚，这使许多蒙古、突厥，甚至汉族的血脉溶入其中。

新生的&ldo;满族&rdo;具有了比其前身&ldo;女真族&rdo;更大的包容性，尤为重要的是：溶入满洲的北地汉族军户对新王朝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比于其他地方卫所中军力的衰败局面，驻轧于辽东的汉族军户依然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他们仍能做到严格将其军籍世代相传，而这些关外驻军内部也渐渐形成很强的官兵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以致于朝中很多文官将这些人比作唐末割据边关的军阀。

与此同时，在一个&ldo;文极&rdo;社会中，长期生活于边关的武人阶层日趋边缘化，他们不仅得不到国内社会的理解与尊重，而且其军事行动也往往受制于文官。

久而久之，辽东武人与关内同胞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却与经常刀剑相的游牧民族在气质上多了几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