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严重两级分化的社会中，一旦天下大乱，社会失序，阶级仇恨就可能超过民族仇恨，引发激烈的暴力冲突。

1644年，上海发生民变，据神父安东尼奥•古维记录，当农奴们知道崇祯死了，南京也还无人称帝时，&ldo;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

……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

&rdo;一年后，安徽黟县领导农奴起义的宋乞又声言：&ldo;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

&rdo;太仓的&ldo;乌龙会&rdo;也领着农奴们造反，宣布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并向诸大姓勒索金帛，&ldo;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rdo;（《洪业》，第217‐219页）

乱则思序，哪怕这种秩序是由异族侵略者给予的。

好在形势出现了转机，起义的群众基础突然奇迹般地出现在书生们的脚下。

1645年7月，清廷颁布&ldo;剃发令&rdo;，这种强行改变中原男性传统形象的野蛮政策不仅令书生、官僚们感到奇耻大辱，也激怒了普通百姓。

于是，&ldo;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

在几天或几个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

&rdo;（《洪业》，第223页）

可是这些遍布江南的起义没能支持很久。

基于义愤的众人嘈杂地聚在一起，组织松散，多头指挥，没有稳定给养，更谈不上像样的战略战术。

书生所谓的复国力量，莫说是遇到&ldo;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rdo;的满洲铁骑，就是碰上南明降兵，也往往一触即溃，散不成军。

昆山、嘉定、太湖地区的义军相继被灭，死伤惨重。

在这些抵抗活动中，两次松江起义算是较有影响的。

在第一次松江起义中，领导人之一的陈子龙已较之在南明供职时清醒许多，他对那些松江义绅仓猝招募起来，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ldo;市井之徒&rdo;不抱任何幻想，不过他又认为&ldo;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得到军事援助。

&rdo;（《洪业》，第229页）

在此思路指导下，许多参加起义的江南文士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人员，一时间得到不少有作战实力的武装力量，但此种组合方式却不能短时内树立统一指挥权，诸部谁也不服谁，各自为政，恣意擅行。

书生们口干舌燥地说了半天&ldo;大义&rdo;、&ldo;忠信&rdo;，一碰到谁该听谁的、粮钱如何分配之类的问题，便被扒拉到一边，任由各派系污言秽语地争吵。

随着起义军在组织严整的敌人面前连连败北，最终松江义绅只得硬着头皮摆出自己招募的市井之徒应战，而这些人大半&ldo;金鼓一震既作鸟兽散&rdo;，起义不到两个月便告失败，反剃发阶级联盟彻底瓦解，起义领导者死的死，抓的抓，陈子龙则侥幸逃脱。

之后太湖、溧阳、淮阳地区虽然起义不断，甚至还和鲁王的流亡朝廷取得过联系，但都因为参与者成份复杂，行事兵匪相间，书生领导又漏洞百出，自是招架不住清军的强大攻势，纷纷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