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ldo;争贡之役&rdo;，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ldo;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rdo;（《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ldo;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rdo;，并对日本&ldo;闭绝贡路&rdo;，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上防范日本的需要和经济上重商主义的考量杜绝贵金属外流，在对外贸易上除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ldo;朝贡&rdo;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

永乐以后，随着中国海防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禁令渐弛。

明中叶倭寇活动剧烈，嘉靖元年（1522），给事中夏言认为倭寇起于市舶，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

朝廷接受建议，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海上交通以断绝倭寇的补给。

凡违禁的沿海官民，必依法处以极刑。

随着明军剿灭倭寇，隆庆初年，朝廷开放海禁，&ldo;准贩东、西二洋&rdo;，以征收商税，增加财政收入。

开放海禁后东南沿海地区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海禁的开放也采取了管理措施，不再是过去无序原始的形态，这表现在每位出海贸易者都须经海防同知批准，领取政府颁发的&ldo;引票&rdo;，到指定地区贸易，并在规定的期限回港。

对前往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限制，日本即在禁止通商之列。

另外处于军事技术和民用科技保护考虑，对出口货物的品种也有所限制，凡是泄露中国军用民用工艺和技术的一律禁止。

但这类规定仍在某些方面束缚着海外贸易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倍宗设抵宁波；未几，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偕宁波人宋素卿亦至。

由于宋素卿贿赂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宴会时得以坐在宗设上座，其货船虽然后至，但先于宗设货船受检。

宗设怒杀瑞佐，焚其船只，追宋素卿至绍兴城下，沿途劫掠而去，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战死，浙中大震，史称&ot;争贡之役&ot;。

事后，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乃裁闽、浙两市舶司，惟存广东一处。

&ldo;争贡事件&rdo;与明日官方贸易关系的结束在应仁之乱以前，将军的政令所及已只限于京城周围，不用说三管领和大内氏这样的大武士，就是一般的守护中稍有势力者也不听将军的指挥了。

应仁之乱以后，由于管领细川氏控制幕府的实权，将军已徒具虚名，成为事实上的傀儡，更加促进这种分裂倾向。

加之，细川氏、斯波氏、昌山氏、大内氏等，主君大权旁落，权臣掌政，将军变成傀儡的历史在这些大武士身上重演，甚至有些权臣乘战乱之机，消灭主君吞并领地，形成新的豪族势力。

日本的政局正向分裂割据的形势演变。

这种分化、改组的政治局势，在对明贸易中也有所反映。

第八次对明贸易代表团的组成，就是鲜明的例证。

两个最大的武土豪族大内氏和细川氏联合起来，排挤将军，共同组成第八次对明贸易团。

大内氏二船，细川氏一船，由了庵桂梧出任正使，率船队赴明。

但是，细川氏不甘心只出一船，在了庵桂梧末启程之前，又密遣宋素卿率一船抢先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