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胡宗宪上疏朝廷，请求将正直及其同党叶宗满等明正典刑。

兵部会同三法司议复：&ldo;王直背华勾夷，罪孽深重，着就彼处决枭示。

叶宗满、王汝贤既称归顺报效，饶死，发边卫永远充军。

&rdo;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在杭州官巷口被斩首示众。

临刑前，王直叹息道：想不到死在这里，死我一人，恐怕苦了两浙百姓。

王直的死，并没有使&ldo;倭患&rdo;消停，恰恰相反，激起他的部下极大的怨恨，疯狂的报复，&ldo;倭患&rdo;愈演愈烈。

王直是为了求得海上走私贸易合法化而投降的，他的死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

在此之前，对&ldo;倭寇&rdo;素有研究的唐枢在给胡宗宪的信中，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大势以及&ldo;倭患&rdo;的根源。

他指出：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ldo;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

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rdo;。

第二，嘉靖年间的&ldo;倭患&rdo;起源于海禁政策之不合时宜‐‐&ldo;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

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夥愈盛。

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延，祸与岁积。

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rdo;。

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ldo;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

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嘉靖三十二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云间（松江）之良户复益而为寇也：乙卯（嘉靖二十四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rdo;。

唐枢作为亲历者对&ldo;倭寇&rdo;的分析洞若观火，道出了事实的真相。

无独有偶，其后谢杰在《虔台倭纂》一书中对&ldo;倭寇&rdo;的分析，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也指出：&ldo;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rdo;；&ldo;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rdo;；导致倭患的原因，&ldo;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rdo;。

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祸患始终存在。

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ldo;倭寇&rdo;。

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据点。

真正解决&ldo;倭患&rdo;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ldo;平倭&rdo;战争，而是朝廷的政策转换。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辅政人臣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所谓&ldo;倭患&rdo;也就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