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九年，由于严嵩的失职，导致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震惊朝野，史称&ldo;庚戌之变&rdo;（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

由此而激起公愤，舆论哗然。

但是朝廷中的高级官僚慑于严嵩的威势，个个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向这个权奸发起挑战。

然而，政坛上毕竟还有一些不畏权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官员，在黑暗中透出一丝耀眼的光亮。

因而严嵩的晚年，日子并不好过，对他的弹劾，从未间断过。

嘉靖三十年，一个在锦衣卫掌管文书的小吏沈炼挺身而出，以为&ldo;庚戌之变&rdo;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ldo;出位&rdo;（超越职位）弹劾严嵩。

他的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ldo;今虏寇（指蒙古）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rdo;，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才可以化险为夷。

他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

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ldo;票拟&rdo;）。

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

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

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ldo;票拟&rdo;，李本全文照抄。

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ldo;圣旨&rdo;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ldo;出位&rdo;），&ldo;恣肆狂言，排陷大臣&rdo;，希图博取&ldo;直名&rdo;。

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

在一顿杖责之后，沈炼被革职流放塞外。

六年后，严嵩父子无端捏造&ldo;谋叛&rdo;罪，处死沈炼，其长子充军边疆，次子，三子被活活打死。

严嵩以这样的手法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

嘉靖三十二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再次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

他还指责严嵩&ldo;五奸&rdo;：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

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词也更加尖锐。

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

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

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

结局早就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