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要害就在于&ldo;威权震主，祸萌骖乘&rdo;。

《明神宗实录》的纂修官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他们给张居正写的&ldo;盖棺论定&rdo;珲算平直公允，一方面确认张居正手揽大政十年，&ldo;海内肃清，四夷＃＃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rdo;；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ldo;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

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rdo;这段话看似官修史书通常史官褒贬笔法，却不乏史家难得的史识，其精髓就是&ldo;威权震主，祸萌骖乘&rdo;八个字。

诚然，张居正确实屡屡&ldo;钳制言官&rdo;，因为在他看来，要进行改革，必须&ldo;谋在于众，而断在于独&rdo;。

倘使我们说他给人的印象是独断专行，是毫不为过的。

这实在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改革举措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难以奏效。

无论是使&ldo;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rdo;的考成法，还是&ldo;理逋负以足国&rdo;的清丈田粮，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独断专行的作风，恐怕一事无成。

张居正过于严厉，过于操切，必然遭来许多菲议。

但是新政成效卓著，言官们难以抓住把柄，便从攻击张居正个人品行，离间他与皇帝的关系着手。

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河南道御史傅应祯以及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由于皇帝和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宫内实权人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又与张居正结成权力联盟，那些反对者统统被严厉地打压了下去。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按照当时的官僚丁忧缺席必须辞官守制二十七个月。

张居正是一个&ldo;非常磊落奇伟之士&rdo;，不愿意&ldo;徇匹夫之小节&rdo;，而使改革中断，便与冯保联手策划&ldo;夺情&rdo;之局，接受皇帝的&ldo;夺情起复&rdo;，&ldo;在官守制&rdo;，依然执掌朝政大权。

此举激起更大的反对声浪，指责张居正违背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不配断续身居高位。

反对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思孝。

就在张居正处境十分尴尬之时，明神宗再三强调&ldo;夺情起复&rdo;是他的旨意，冯保又与之密切配合，记张居正票拟朱旨，对吴赵艾沈四人实施严厉的廷杖。

由此遭来更多的非议，毫无疑问，张居正树敌过多，对于他日后遭到报复不无关系，但这并非他的悲剧的关键所在。

关键在于&ldo;威权震主&rdo;。

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一个十岁（虚岁）的孩子，皇太后把朝政交给了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