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在书院的讲义，《东林书院志》中称为&ldo;东林商语&rdo;、&ldo;东林论学语&rdo;。

由此可以看到，东林书院的日常功课，以及他们的议论焦点，并不在政治，而在学术。

它的影响巨大的讲会，即每月一次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大会（春季或秋季），以往人们多误解为政治性集会，其实不然。

这些讲会到底议论什么呢？这在《东林书院志》记载的&ldo;东林会约&rdo;中有明确规定：&ldo;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

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rdo;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是读四书，谈体会。

顾宪成为他的弟弟顾允成写的小传中说：&ldo;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rdo;

你看，轰动全国的东林讲会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朝政，而是书生气十足地在研讨四书中的某一章，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

这种规矩，即使在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继续坚持，在&ldo;东林会约&rdo;中再三强调：&ldo;东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穷理致知&rdo;，对于儒家经典，必须&ldo;积年累岁立会讲诵&rdo;。

其缘由是容易理解的。

顾宪成诸君子罢官下野，对于政坛的纷争久已厌倦，回归乡里，以创办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不问政治，似乎已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圣旨：&ldo;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rdo;，立即写了辞呈，其理由除了&ldo;目昏眼花，老态尽见&rdo;之外，特别强调他早已不问政治：&ldo;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

&rdo;这是顾宪成当时心态的真是实写照，他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早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了。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ldo;予抱疴泾曲，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

&rdo;一个桃花源中人，办书院，把研讨四书五经作为唯一寄托，而偏偏被后人误解为&ldo;讽议朝政，裁量人物&rdo;，与事实真相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他推辞南京光禄寺少卿的第二年，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再一次说明推辞的原因，真诚地吐露了心声，表示专心致志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政治，他说：&ldo;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幸一二同志不我弃，欣然其事，相与日切月磨于其中。

年来声气之孚渐多应求，庶几可冀之以补缉桑榆，无虚此生，一旦委而弃之，既有所不忍。

凭轼而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按：指李三才），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斡旋之望。

如弟仅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

&rdo;这并非自谦的客套话，而是真情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