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抵达陕西不久，适逢&ldo;己巳之变&rdo;－－崇祯二年清军越过长城、逼近北京，陕西三边的驻军奉命&ldo;勤王&rdo;，保卫北京，因此他手下几乎无兵可调，成了一个光杆总督。

他的战略决策别无选择，只能是主抚不主剿－－对于造反武装无力围剿只能乞灵于招抚。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后来杨鹤&ldo;招抚&rdo;失败，面临审判时，杨嗣昌为父亲申辩说：为了勤王，五名大帅全部奉调，陕西精锐之师尽付东行。

陕西空虚，&ldo;流寇&rdo;横行。

臣父以三百士卒去对付神一魁（造反武装首领）数万之众，不得已而招抚、遣散。

事实确实如此。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朝廷也是主张&ldo;招抚&rdo;的。

在&ldo;剿&rdo;与&ldo;抚&rdo;的抉择上，崇祯皇帝举棋不定，而更倾向于&ldo;抚&rdo;。

在他看来，&ldo;民穷为盗&rdo;，原因在于&ldo;抚字失官&rdo;，也就是说地方官在&ldo;安抚&rdo;、&ldo;抚恤&rdo;、&ldo;招抚&rdo;上，所下功夫还不够。

负责军事的兵部为了推卸&ldo;督剿无方&rdo;的责任，也大力鼓吹&ldo;招抚&rdo;，兵部尚书梁廷栋向皇帝说：&ldo;抚字得法，自然盗息民安。

&rdo;在朝廷一片主抚声中，派出御史吴［生生］带了赈济钱粮前往陕西，协助招抚。

看来杨鹤的

招抚，虽然是权宜之计，却没有违背中央的决策。

问题的关键在于，朝廷对于陕西&ldo;流寇&rdo;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以为是乌合之众，是地方措置适当。

其实不然，它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政治腐败加上天灾人祸，社会早已病入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无以为生的民众只能铤而走险。

在这种情况卜，&ldo;剿&rdo;不但不能治标，反而刺激矛盾更加激化；&ldo;抚&rdo;的调理作用在连年灾荒的打击下，迅即化为乌有。

时局发展的总趋势，预示着杨鹤&ldo;招抚&rdo;的必败下场。

他在谋求注定失败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一幕悲剧。

杨鹤当然希望出现奇迹。

他匆忙招安了陕西最具战斗力的造反武装首领神一魁，还特地在宁州城举行了招安庆典，在宁州城楼上设置龙亭，令降兵头目叩头顶礼，三呼万岁。

然后要他们抬着龙亭，在&ldo;圣寿无疆&rdo;、&ldo;太平有象&rdo;两面杏黄旗导引下，进入杨鹤的总督衙门，让他们听皇上的&ldo;圣谕&rdo;。

礼毕后，杨鹤带领他们前往关帝庙杰香发誓。

途中，降兵们争先恐后扛抬杨鹤的轿子，欢声雷动。

七天后，神一魁拜见杨鹤，杨鹤宣布赦免其罪，并授予守备官职，发给降兵饥民印票，遣送回乡。

杨鹤为了表明诚意，下令官军安营休息，不许枉杀降兵，使神一魁的部众处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

杨鹤要他们投奔官军或解甲归田，他们大多阳奉阴违，安然如故。

其后果是严重的。

正如文秉《烈皇小识》所说：&ldo;群盗自是视总督中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