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甲申，史家们应该是有话可说的。

或者从李自成的角度，或者从朱由检的角度，或者从多尔衮的角度，都有话可说。

我只想说说崇祯之死。

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死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享年二十五岁（虚岁）。

他的死意味着明朝的覆亡，明朝的遗老遗少们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中有的人阖家自尽，或自缢，或投井，或自焚，义无反顾地表达不事二主的忠君之心；有的人为了延续明朝的国祚而多方奔走：有的人改换门庭，走上归顺新朝的坦途。

因此各色人等对崇祯之死的看法，不可能是清一色的。

当清朝定鼎之后，金戈铁马声渐渐消散，人们以冷静理智的思考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已故的崇祯皇帝的盖棺论定，还是颇有一点历史主义倾向的。

康熙初年，协助浙江学政谷应泰编写《明史纪事本末》的张岱，以崇祯一朝的邸报为基础写成了崇祯朝纪传体史书《石匮书后集》，他对崇祯这位亡国之君是赞誉有加的：

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

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

乃竟以萑苻（原意为泽，引申为盗贼出没之处）剧贼，遂至陨身。

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之为愈也。

看得出来，这位陶庵先生对崇祯是颇有好评的，但他也并不是一味推崇，还指出了&ldo;先帝&rdo;的两大失误。

其一就是把宫中的内帑看作&ldo;千年必不可拔之基&rdo;，不允许人臣动用，于是&ldo;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rdo;，终于导致九边军十数年无饷可领，无衣可穿，何以羁縻天下！

其二就是过于刚愎自用，&ldo;焦于求治，刻于理财，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番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rdo;，一言以蔽之，叫做&ldo;枉却此十七年之励精&rdo;！

陶庵所说是言之成理的，比如他批评崇祯不准动用内帑银两用于军饷，以致军队士气不振，就是突出的事实。

据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记载，李自成从宫中搜出的金银是惊人的：&ldo;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

&rdo;如此庞大的积储，何至于发不出军饷！

许重熙还说：&ldo;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

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

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怅。

&rdo;他不好意思批评&ldo;先帝&rdo;吝惜，只能假定他并不知道内帑的家底，不过无论如何总是令他感到怅惘的事。

康熙年间蜚声文坛的全祖望，写了一篇《明庄烈帝论》，其基调就是：庄烈帝（即崇祯）并非亡国之君，但也不能推卸亡国的责任。

他说：&ldo;庄烈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rdo;。

他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能辞其咎：一是听任宦官干政，二是拒绝与清朝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