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不带先入为主的成见，设身处地从明朝政局的实际情况出发观察，那么，杨嗣昌所提出的&ldo;必安内方可攘外&rdo;的方针，毫无疑问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

崇祯皇帝采纳了杨嗣昌的方针以后，集中精力于安内，在一年半时间里，剿抚并用，先后招抚了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潼关南原几乎全歼李白成等部，取得了可观的战绩。

然而就在这时，崇祯十一年五月，满洲铁骑突破长城边关，直逼京师附近的近畿地区，朝野震动。

这次清军南下，与崇祯二年&ldo;己巳之变&rdo;形势大不一样，当时陕西的农民军不过是小股零星武装，所以各地勤王军保卫京师，危机很快过去。

今非昔比，此时农民军已成燎原之势，战火蔓延中原各省。

京师危急，朝廷调集五省常备军以外，还动用了北方边防军，迫使清军撤退，但是留下了隐患。

朝廷误以为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已经接受招抚，李自成等部已经惨败，于是放弃了原先的既定方针，把多年围剿农民军的洪承畴、孙传庭及其精锐部队全部凋往北方边境，全力对付清军。

中原兵力一旦空虚，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湖广&ldo;重举义旗，李自成从商雒山区挺进河南，与张献忠遥相呼应。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朝廷在安内与攘外的两难选择中，丧失了主动权，不得不面临内外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

为了摆脱困境，崇祯皇帝不得不任命杨嗣吕以内阁大学士身份代替熊文灿督师湖广，围剿张献忠、李自成等部。

结果一无成效，张献忠大下襄阳，处死襄王；李自成打下洛阳，处死福王。

疲于奔命的杨嗣吕深感有负皇帝重望，心力交瘁而一病不起，于崇祯十四年三月初病死于沙市。

&ldo;安内&rdo;以一败涂地而告终，从此再也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局面。

&ldo;攘外&rdo;也是如此。

崇祯十四年，朝廷调集几乎全部精锐兵力，由屡建战功的洪承畴统率，在辽东与清军展开战略决战。

由于朝廷中枢指挥失误，全线崩溃，松山陷落，一向骁勇善战的洪承畴成为清军的俘虏，形势急转直下。

在这种被动情况下，崇祯皇帝再次意识到&ldo;必安内方可攘外&rdo;，秘密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朝和谈，企图腾出兵力来&ldo;安内&rdo;。

正当讨价还价的谈判进行的中途，妥协退让的谈判条款无意之中泄漏，舆论哗然：&ldo;堂堂天朝，何至讲款！

&rdo;要求皇帝严惩&ldo;擅作主张&rdo;的陈新甲。

了解内情的内阁首辅周延儒不肯出面澄清事实真相，为朝廷分担责任，一切压力都落到皇帝身上，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得已改变初衷，处死替罪羊陈新甲，以平息舆论。

清朝方面以毁约为由，再次发兵南下。

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崇祯皇帝已经无牌可打了，内外交困的形势日甚一日。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的主力部队从陕西进入山西，直逼北京。

面对李自成咄咄逼人的攻势，皇帝与大臣筹划了出征、南迁、勤王的三项对策，没有一项是成功的。

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代帝出征，还没有望到山西的土地，就当了农民军的俘虏。

南迁议而不决，大臣们准也不旨承担放弃京都&ldo;逃跑&rdo;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