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共出土铜鼎17件，在后来的发掘中，又出土了19件，算在一起此墓共出土铜鼎36件，一个古墓竟有36件铜鼎随葬，可见墓主人对鼎是何等崇拜。

继铜鼎、铜勺发现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发现了铜黎、铜链、铜铐炉、铜钥、铜匝、铜镜等青铜器物，为了便于研究，考古人员把西耳室一、二、三层出土的青铜器物统归于一类，分别对制造技术、防腐性能等进行比较和鉴别。

后经研究发现，这个室出上的青铜器，除个别器物的形体和东耳室出土的青铜器类似外，大部分则是东耳室未发现的，尤其是在西耳室中部南墙根下出土的一件铜虎节，乃是整个岭南地区惟一的一件重宝。

这件铜虎节出土时，通体裹有丝绢，与银片、染金瑟柄等器物堆放在一起。

从外形看，全器铸成一只蹲踞状老虎，器长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

其状为目大张，露齿，弓腰，尾上卷成&ot;8&ot;字形，姿态生动威猛。

虎节正面有错金铭文&ldo;王命二车徒&rdo;字样，另镶有27片弯叶形金箔作虎斑纹，背面无文字，但上贴33片金箔。

虎眼、虎耳均以细金片勾勒，头部金箔多达10片。

整个器形虽为一扁平铜板制成，但其头与足的各转折位置及脸部皱纹等均用粗线条勾勒，层次分明，纹路清晰。

尤其虎的毛斑铸出弯叶形浅凹槽，上贴金箔片，致使虎的周身斑斓生辉，威势大增，其通体在增添了立体感的同时，又透出一股风生树撼的生气和灵性。

关于&ldo;节&rdo;最早始于何时，史学界尚无定论。

在《周礼&iddot;掌节》中，有&ldo;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rdo;的记载。

而在《小行人》中，对节的制作原料作了这样的解释:&ldo;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

道路用族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

&rdo;这个记载渐被后来的考古发掘所认定。

1946年9月，有农民在长沙市东郊挖掘出了一件铜龙节，据当时的挖掘者说，这件铜龙节出土于一个小型的土坑墓中，墓室宽12米左右，同出的有素面铜镜和双耳陶壶等。

铜龙节出于墓室腰部，出土后辗转于古董商人及恶霸之手，建国后此铜龙节收归湖南省博物馆保存。

长沙东郊发现的铜龙节为长条形，头端较大，尾端小，一端铸有龙头，其余为长方形，正面刻有铭文&ldo;王命命传赁&rdo;5字，反面有&ldo;一栖饮之&rdo;4字，正反两面共9字，其中正面的&ldo;命&rdo;字为重文，通长21厘米、头端宽3厘米、尾端宽19厘米，铭文留有明显的刀凿痕迹，应为镌刻无疑。

根据《小行人》&ldo;泽国用龙节，皆以余为之&rdo;的记载，此寺，t即是以金（古人称铜为金）为之，应属泽国用的龙节。

与长沙出上龙节在字体、时代基本相同的，还有安徽寿县出土的&ldo;鄂君启金节&rdo;。

1957年4月，安徽寿县八公山乡农民李义文、徐世均在九里乡九里纤修复堤坎的工程中，于城东门二里许的丘家花园取土时，发现了&ldo;鄂君启金节&rdo;4件，与金节同时出土的还有小铁锤、小金块和一些陶片等。

经文物部门派人到出土现场勘察，得知当地农民在修复堤坎取土时，掘出了一个墓葬的一角，随葬器物由此显露于世。

那次发现的鄂君启金节，为青铜制成，其形体极像现代文具中的竹制&ldo;臂搁&rdo;，中间有个竹节，将器面分为两段，呈卜长下短之势。

4件金节中，有3件长短宽厚相同，器面竹节的位置上下相等，可以拼合成一个大半圆的竹筒。

而另一件稍长，虽然宽度、厚度相同，但与其他3件器面的竹节位置不一致，器的弧度也略有差异，不能拼合于其他3件。

两种不同的金节，器面上均镂刻8条绘纹直线，以为错金的直格。

错金铭文，字形耀目，笔划娴熟劲秀。

相同的3件，铭文每件计9行，每行16字，又重文4字，合文2字，共巧o字;形体特殊的一件，铭文计9行，每行18字，又重文2字，合文1字，共165字，有&ldo;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散，夏你之月，乙亥之日，王倪于蔽郧之游宫……&rdo;&ldo;王命命集尹悲精、栽尹逆……&rdo;等句&lso;，此铭文后经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考证，其中的&ldo;集尹、栽尹&rdo;应为官名。

有学者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依次类推，认为湖南长沙出土的上有铭文&ldo;王命命传赁&rdo;金节中的&ldo;传赁&rdo;也应为官名。

至于长沙金节铭文中&ldo;一梧饮之&rdo;的&ldo;梧&rdo;字，郭沫若先生在考证后&ldo;疑是背负的东西，犹今言梢子&rdo;。

后有学者根据郭沫若先生的推断，将长沙金节铭文中&ldo;一焙饮之&rdo;4字连起来分析，认为&ldo;焙&rdo;是盛东西的器具，一桔饮之意即王命专门负责使命者，所到之处都要给以食宿等招待。

由此可见金节应是当时的一种特别通行证。

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出土的虎节，其字体与长沙出土的龙节以及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相同，时代也大体相当。

关于鄂君启节的铸造时代，郭沫若先生考证应&ldo;在屈原任楚怀王左徒的时期&rdo;，有的学者将这个年代定为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

似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寿县的鄂君启金节、长沙的龙节。

还是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虎节均为战国楚器，而这些金节属于何王所有则难以定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各地所有出土的节中，通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的，仅象岗山&rso;占墓出土的一件，至于这件虎节从何而来，据考古学家麦英豪根据（史记&iddot;南越列传》记载的武王赵佗&ldo;攻长沙边邑&rdo;推断，此虎节极有可能是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时所获，赵佗死后，虎节传给子孙后代并成为象岗山古墓的随葬品。

当然，除这个推断外，亦不能排除战国时代楚国的势力已逾越岭南的可能性，但要使这个可能性成为事实，还需要有更多的出土文物加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