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征召参加训练，受委托物色同学，因是之故，我就成为当然的&ldo;领班&rdo;了。

领班的意思，并不是全班领袖，除了带领全班同学进入教室，或列队站在排头之外，也和别的学校一样，我还是全体同学公推的班长。

早晚两次点名，向队长报告人数的是我；每逢上课，教官来去喊口令起立坐下的也是我。

我坐的位置是最接近讲台的一张桌子，也是一进教室第一眼就看到的地方，想偷懒都不成。

这仅是表面的，在暗底下，我还另有任务。

临开训的前几天，戴雨农先生嘱咐我，必须切切实实地做到一件事：那就是在受训期间的头三个月，必须把每一个同学的思想、言论和一切该当注意的有关事项，写成记录，秘密地提供给他参考，而且不能被其他同学知道。

当时约定，他会指派和我相识的副官贾金南，每星期一、三、五前来收取一次。

戴雨农先生又补充说：&ldo;万一班上发生紧要事故，可以到教务组联络郑介民或岑家焯两同志，立刻打电话给我。

&rdo;戴先生所指的&ldo;紧要事故&rdo;不明白是哪一类的事故？我很奇怪，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此类情况，报告郑介民先生转告给他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通过郑先生的关系，也就是得到郑先生的许可，准我向外打电话，再直接报告他呢？这些，我都不甚了了，或许，戴先生自有用意，因为他一向不愿意人家多问他。

就是问他，有时他也会用沉默作为回答。

开训后，我照他的意思写调查报告。

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因为班里发给我们的笔记簿，原就不够用，每一本上扯下一两页，还显不出来，扯多几张万一被发觉了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除了取材于笔记簿之外，可真不容易找到足以应用的空白纸张。

后来还是报告了戴先生，由来人贾金南带进两本航空信纸才算解决。

这虽是小事一端，可见无论什么事设想不周总是不成。

我们的生活作息，原就排得紧紧的，其间很少有空隙。

我又是班长，每天还要填写很多例报的表格，想再抽出点时间写东西，实在大非易事。

不知动了多少脑筋，也只能偷偷摸摸、零零碎碎的写一点算一点了。

试想，除我之外，全班二十九人，依照戴先生提示的项目，就是简明扼要地写，每一个人少则三两百字，多则六七百字，平均计算全部加起来，总在一万五千字上下，何况这又不是做文章，可以任意发挥一番，就能交卷的。

对于写这种报告，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敢稍存半点私心。

因为我深切地理解到：一字褒贬，就足以影响到某人的远大前程，所以应当落笔谨慎，冀求能以一秉公正。

做一个学员，平日的功课已经相当吃重，当上班长，又比一般同学多了不少负担，再要写这份调查报告，那更是疲于奔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