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八月十九日，西历1911年10月10日，武汉湖北新军发动起义，一夜之间占领武昌城，神州大地上平地一声惊雷，风云骤然激荡，这件事情的深远影响，正以武昌城为中心，迅速往整个天下蔓延开来。

而这一次，早已暮气深重的清政府，反应却极为迅速而且激烈，或许它也知道，武昌城的那声枪响，已经将它逼到了悬崖边上，这是最后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了。

其实关于武昌城中发生的一切，早在湖北军政府通电全国之前，就已经由肃亲王通过英国领事馆的电报，在11月11日的凌晨，传递到京城了。

时隔一天之后，11月12日，以监国摄政王载沣为首的皇族内阁，就迅速下达了一系列的命令：

撤销瑞澄职务，命他戴罪立功，暂时署理湖广总督；

停止永平秋操，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

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

到了14日这一天，清政府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对武昌起义的“剿抚事宜”

，这道命令一下，北洋新军顿时就出动了。

接着是编组出征的一，二、三军，

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荫昌为军统；

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

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

三军迅速开拔，以汉口为集结地，数万北洋新军，挟风雷之势，沿京汉线风驰电擎南下，直扑长江重镇武汉。

同时，海军统制（总司令）萨镇冰已经率领“楚有号”

“海容号”

等15艘军舰，从上海出发，溯长江破浪而上直驱汉口。

这些都是满清能够动用的最后的精锐军队，如今一股脑地全部派往了武汉战场。

“……此次武昌之变，非长沙、广州革命党人的举事可比，参加者皆为训练有素军备充足之湖北新军……梁柱摧折，大厦倾倒，时间延误，将不止是湖北武昌一省一市的事变了……”

或许肃亲王善耆在电报上的这些话，让内阁中那些大佬们也终于意识到了事情有多么严重，否则以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的忌惮，是绝不会放这头猛虎出笼的。

而在更早些的时候，湖北提督张彪已经带领从武昌撤退的清兵占据汉口刘家庙车站，准备在这里和南下的北洋军会合，保住汉口，反攻武昌。

12日，湖南驻岳州巡防营夏占魁部乘轮抵汉口刘家庙。

13日，清军河南混成协张锡元率三营人马抵达汉口刘家庙。

张彪手下清军的实力在极速地恢复，扩张。

而在这最关键的这几天时间里，湖北军政府在干嘛呢？

争权夺利！

那位被强行推举出来的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依然在犹豫观望，顶着个都督的头衔，却终日躲在自己的府中，不肯理事。

而军政府内，以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正和革命党人展开激烈的权力争夺。

汤化龙，湖北蕲水人，光绪朝进士，授法部主事，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时任湖北谘议局议长，是立宪派的首脑人物，在清末的湖北官场拥有巨大的影响了，在起义的第二日，即时应变，参与到了革命中来，随他加入的，还有大批立宪党人。

而革命党这一方，真正有威望的领导人都没有来的及赶到武汉，蒋翊武，孙武，刘公，邓玉麟这些人，又岂是这些官场老狐狸的对手，特别在起义之时，这些人几乎都不在现场，事后的话语权更是弱了许多。

双方为了军政府内的官职安排，一时间闹的不可开交，根本无暇顾及扫荡汉口的残余清军，却是错失了最好的时机，让张彪有了喘息的时机，再次立稳了脚跟。

否则革命军能够将将清军驱逐出汉口，将整个武汉三镇完全掌握在手中的话，接下来的那场整个辛亥革命中最惨烈规模最大的阳夏保卫战，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

直到14日中午，北洋军第二、四镇各—部乘火车陆续抵达汉口以北约20公里的滠口，前锋赶至刘家庙车站，武汉军政府才如梦初醒，急匆匆地开始出示募兵公告，组织抵抗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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