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市民的&ldo;天下大同&rdo;同贵族国家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商品周转越快，工厂企业的规模越大，工商业家的生活就过得越好。

而商人越富，他们投资的领域越多，给国家带来的收入也就愈丰。

归根结底，市民的&ldo;幸福&rdo;，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有多大一部分为国家所提取。

事实证明，市民要&ldo;安居乐业&rdo;而国家要花钱（打仗、建设海军修建城市和要塞无一不要钱），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的&ldo;利益&rdo;就成了国家的牺牲品。

在十八世纪初的近二十年中，国家征收的种种苛捐杂税和加在人民头上的徭役，使许多商人破了产。

只是在彼得死前六、七年里，他才恩赐工业家以多种重要的优惠和特权，其中包括给予大企业主免税经营其产品和工厂购买农奴作为劳动力的权利，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此外，还免除了工厂主对军队承担的徭役和运输徭役。

当然，这种优惠只限于居民中一小部分人享用。

对其他市民来说，&ldo;安居乐业&rdo;就是履行义务，维护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也渗透到修道院，从而使静修人士的整个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

修士们饱食终日的生活和宏伟华丽的教堂，无不是由修道院农奴的劳动提供的。

修道院的领地从来就是国家和地主垂涎的一块肥肉，五根不清净的修士，常受到严厉的训诫。

但是对待他们的制裁并不严厉，充其量不让修道院扩大地产和免于披露修道士不守清规的恶行而已，彼得也强迫下层僧侣为国家利益服务。

只要对比一下两份相隔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署名沼令，就可以看出彼得对修道院憎团的生活条件的坚定态度。

在1701年的一份诏令里，他提出修士应遵从古制；自食其力，营集体生活，并以双手劳动所获供养为数众多之乞丐。

他批评时下的修道士&ldo;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生活奢侈&rdo;。

在1724年的诏令里，彼得指出多数修道士营寄生生活，游手好闲，俗念未断，而在出家之前，他们是&ldo;三重身份的纳贡者：向家庭、国家和地主纳贡&rdo;。

起初，不许修道院购买和交换土地，后来又褫夺了它们有支配自己领地收入的权利。

分配给修道士的口粮极其微薄，不论大主教还是普通修士都同等对待，此外他们不得在净室内设文房四宝。

规定男女修士均应当有一技之长，如做木工、画圣像、纺纱、刺绣、编织花边以及从事其他&ldo;不妨碍出家生活&rdo;的技艺。

在修道院实现的主要的革新项目是：各修道院有义务用本身收入赡养老弱病残的士兵和军官并向学校提供经费。

在推行这些革新时，彼得评论说：&ldo;我们的修道士养得太肥了。

通向天堂大门的途径是：虔诚、茹素和祈祷。

我要用面包和水而不是用鲟鱼和美酒为他们扫清去天堂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