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使是这些倒行的批语，不到10岁的万历皇帝恐怕还是无法理解它的全部含义的。

例如&ot;知道了&ot;，实际的意义是对本章内的建议并未接受，但也不必对建议者给予斥责。

这些深微奥妙之处也只有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深理解。

重要官员的任命，即人事大权，也是决不容许由旁人代理的。

作出这一类决定，总是先由张居正和吏部提出几个人的候选名单，而由皇帝圈定其中之一。

万历皇帝虽然年幼，他已经懂得排在第一的是最为称职的人选，只要拿起朱笔在此人的名字上画上一圈就可以体现他的无上权威。

他从即位以来就不断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之所以能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于人和。

要使百姓安居乐业，他应当审慎地选择称职的官吏；而要选择称职的官吏，他又必须信任张先生。

上述情况表明，张居正在人事任免中起着实际上的决定作用，这就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不满。

在万历12岁的那一年，他几次接到弹劾张居正的本章。

有人说他擅作威福，升降官员不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而是出于个人的好恶。

有人更为尖锐，竟直说皇帝本人应对这种情况负责，说他御宁三年，听信阿谀之臣，为其蒙蔽，对尽忠办事的人只有苛求而没有优待，这不是以忽道待人，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天意的不再保佑。

本朝有一个习惯，以气节目诩的大臣，如果遭到议论攻击，在皇帝正式表明态度之前，自己应该请求解职归田，以示决不模棱两可，尸位素餐。

张居正既然受到直接间接的攻击，他就立即向皇帝提出辞呈，说他本人的是非姑且不论，但有人说他成了皇帝陛下和舆情之间的障碍，他在御前所能起到的作用已被这种议论一扫而光。

既然如此，留亦无益。

万历当然不会同意张先生的请求。

他向张先生和大伴冯保表示，奏事的人必须受到惩处。

张居正于是面奏说，任何人替陛下做事，都免不了作威作福。

因为误事的官员必须降黜，尽职的官员必须提升，所以不是威就是福。

二者之外，难道还有其他？张居正的慷慨陈辞和冯保的支持加强了皇帝的决心。

他于是决定，第一个攻击张居正的官员颁夺官阶，降为庶人。

第二个攻击者已经明知朕意，仍然执迷倔强，即是蔑视君上，应该押至午门外，脱去袍服，受廷杖一百下。

延权是本朝处罚文臣的标准刑具，很多人在受刑时被立毙杖下，幸而得存者也在臀部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痕。

这时张居正显示了他的宽容。

他恳请对犯官免加体罚，改为流放到边远省份，受当地官吏的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