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现在不是讲官，而是经筵负责人，执掌全盘的计划。

他的办公地点是文渊阁，坐落在午门之内。

在办公时间内，皇帝和他的首辅相去不过1000米。

但是这1000米，也是全世界距离最长的1000米。

这种距离不在于官寝和文渊阁之间有重重叠叠的门墙和上上下下的台阶，而在于除了早朝和讲读外，皇帝已极少接见大学士。

他们之间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于纸头书面。

偶而皇帝也派宦官口传圣旨；直接宣召大学士面两国事，但在申时行任首辅期内，已属绝无仅有，平均一年不过一次。

至于皇帝亲临文渊阁，在本朝历史上则已经是160年前的事情了。

文渊阁的正厅供奉孔子像。

两侧有官舍四间，另有阁楼，乃是保存书籍档案的地方。

阁前不远有东西两排平房，是为书记人员抄缮文件的办公室。

以这些房屋作为我们庞大帝国的神经中枢，似乎过于朴素；但是和国初相比，则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当年草创伊始，文渊阁真的是一间亭阁，为皇帝职掌御前文墨各官等候召见时歇足之处。

以后扩充官舍，增加图籍，又辅之以吏员，才规模大备，可是它的性质仍非片言只语所能概述。

它既像皇帝与文官集团间的联络处，也像各部院以上的办公厅；有时又像皇帝的顾问室，或是调解纠纷的超级机构。

总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则，施用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把实际问题抽象化。

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

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在文渊阁办公的首辅申时行的内心深处，不可能对经筵产生与众不同的兴趣。

讲书的时间既长，典礼也过于呆板。

参加这种仪式，他要在天色未明之前起床，熬过一段悠长枯燥的时间，等到经史讲完，书案依次撤去，参加的人员鱼贯下殿，在丹城上向御座叩头如仪，然后才能盼来这经筵之&ot;筵&ot;。

此即在左顺门暖房内所设的酒食。

这酒食为光禄寺所备，各官按照品级职务就座；其中的讲官、展书宫及抄写讲义的人员，则又就座于同阶官员之上。

身为首席大学士，经筵监督者，申时行有责任使全部程序和谐地演出。

要是皇帝出现倦容，或是讲官失言以至其他官员失利，他都要引咎自责。

有时候他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一个人要继续坚持经筵必须不断举行？难道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憎恨这令人折骨伤筋的节目？按理说，他对经筵的反感，不可能在旁人之下。

因为他就任今上讲官之前，早就担任过先是隆庆的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