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重振道德的运动，其标榜的宗旨固然极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预料之内。

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ot;圣旨&ot;，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高于常人。

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成为他的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

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出于佞幸的操纵，那么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

东林党当然不能具备这样的绝对权威，更何况当日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丧失了评定善恶的标准，仅凭这几十个自诩为品德优秀的官员，反倒能订出一个大家所承认的标准？这几十个官员尽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种能为别人所承认的道德伦理，结果却事与愿违。

反对他们的，也同样地使用了他们治人之道，即用道德伦理的名义组织他们的集团以资对抗。

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

互相猜忌的小团体至此公开地互相责难。

一连串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当初先皇对继承人的问题犹豫不决，在中枢任要职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锡爵身为首辅，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并封的主张，即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询、皇五子常治同时不分高下地并封为王，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们缺乏骨气而作迁就，先皇何至把&ot;国本&ot;问题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后果难于收拾？据说郑贵妃还有谋害皇长子的阴谋，何以不作彻底的调查追究？这些问题，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参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则带有强烈的煽动性。

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

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

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ot;四书&ot;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

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

这种做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

这不必等到1620年万历的灵柩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时行说的&ot;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ot;，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当日的申时行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影响舆论，此后的影响则更为微弱。

皇位的继承问题发生在他担任首辅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这紧张的几个年头之内偏偏碰上了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做了文渊阁的首脑。

1591年申时行被迫去职的时候，舆论对他已经丧失了同情。

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0年。

这一年之初，皇长子常洛只有足岁七岁半，但按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他已经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