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

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斡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

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以张居正的精明干练，他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

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的被清算。

申时行不得不把目标降低。

他所说的&ot;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ot;，就表现了他调和这阴阳两极的方针。

他无意于鼓励不法，但也不能对操守过于认真。

1587年京察之放宽尺度就是这种宗旨的具体说明。

在他看来，嫂子已经掉进水里，决不能再像平常一样保持远距离的尊敬，而需要&ot;援之以手&ot;了。

就算是降低了标准，申时行也没有能达到目的。

有一些自命为体现正气的年少新进，坚持&ot;四书&ot;中所教导的伦理观念，对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其中有一个顾宪成，所提出的抨击尤为尖锐。

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决心要检举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员，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时行所苦心缝补的破绽。

申时行的对付办法就是把他调往外省。

所以，在立储问题还没有对京官形成普遍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内部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

张居正的强迫命令固然失败，申时行的调和折衷也同样没有成功。

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互相顾忌而又互相蔑视。

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做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饶，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他人这样做。

&ot;四书&39;冲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

另外有一些人格但于上述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涉参与了对立的阵营。

文官之间的冲突，即使起因于抽象的原则，也并不能减轻情绪的激动。

一个人可以把他旁边的另一个人看成毫无人格，他的对方也同样会认为他是在装腔作势地用圣贤之道掩饰他的无能。

而眼前更为重要的是，立储一事绝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关系到文官们荣辱生死的现实问题。

因为，凡是皇帝的继承权发生争执并通过一场残酷的冲突以后，胜利者登上皇帝的宝座．接着而来的就是指斥对方伪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无道；因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

如果不经过这一番左右舆论的工作，自己的胜利就不能名正言顺。

而他手下的拥戴者，也总是要请求新皇帝以各种凶狠的手段加之于他们的对方，才能顺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敌则遗臭万年，各有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