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冲突的导火线出人意外。

北京城在本朝为大兴、宛平两县所辑。

是年任职的大兴县县令，因为一件小事责打了太常寺供奉祭祖的乐舞生，而乐舞生有其不可侵犯的地方，责打他们，也就是蔑视祭扫大典。

因之这个大兴县令被发交三法司审问。

所谓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个官署混合组成的法庭，通常只受理复审。

这次所以破例，是由于太常寺提出了冒犯宗庙的重大罪状。

文官们虽然觉得这罪状近于小题大做，但如果经过三法司这一机构审问，事情可以早日了结。

事情又牵涉到了东厂。

东厂下设镇抚司，凡属触犯皇帝的案件和牵涉到官员们的刑事案件，这个镇抚司同样具有讯问以至拷打之权。

当得知三法司已经受理大兴县令这一案，他们表示不再争执审讯权，只要求派出两名锦衣卫校尉出席旁听，以便把经过情况向皇帝报告。

刑部尚书李世达认为这一案件属于文官内部的纠纷，用不着东厂锦衣卫的干预。

但是东厂提出要派两个校尉参加旁听，他又没有严辞拒绝，而只是托辞推倭，说什么人犯未齐，尚未审问。

及至开庭审问之日，这两个校尉则给维持秩序的文官所阻挡，不得入内参与分听。

如是情状据实报告到皇帝跟前，致使龙颜大怒。

万历对于大常寺和大兴县的冲突并无兴趣，他所以震怒，乃是文官们拒绝校尉旁听，明明是故意和他过不去，因之已不能对此表示沉默。

于是他一面让宦官口传圣旨向文渊阁提出质问，一面声称他要把这一案件移交东厂镇抚司审问。

这时，首辅申时行又以和事佬的身分出现，劝说李世达向皇帝赔礼道歉。

李世达照此办理，皇帝因而得以保全面子，取得了精神胜利。

可惜的是这精神上的胜利维持的时间未免过短，几个月之后，文臣们又找到了管理东厂宦官张鲸的差错，群起而攻之。

检举张鲸的奏章中指斥他与某些文官勾结，并且接受贿赂。

其所列举的罪状看来都凿凿有据，只是当时勾结为奸，纳贿贪财的一段罪状也可以加之于许多高级廷臣身上，写奏呈的人似乎全米计及。

张鲸事后感慨，由于他的嘴巴说话太多，所以才招致了那么多的攻击，不能算是事出无困。

只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机构本身，其职务与文臣的利害相违。

万历一朝的冲突，文臣占优势，与天启朝厂卫跋扈、提骑气焰冲天的情形恰为尖刻的对照。

起初，万历皇帝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以为对张鲸作一番口头申斥就足以了事。

廷臣见参劾无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参劾全部的大学士。

以造成张鲸不除、内阁也别想安生的舆论压力。

由于群情鼎沸，万历只好承认失败，把张鲸免职。

据当时接近皇帝的人透露，这件事曾使皇帝大为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