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们传统经济也另有它的特点。

财产所有权的维护和遵守契约的义务，不能在大量商业中彻底维持，却最有效地体现于农村中的租伯及抵押上。

这些契约所涉范围虽小，其不可违背已经成为社会习惯，农村中的士绅替老就可以保证它们的执行，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才需要惊动官府。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帝国的农村经济就无从维持。

所以，海瑞无视于这些成约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威意义，单凭一己的是非标准行事，如果不遭到传统势力的反对，那反倒是不可设想的事了。

所以戴凤翔参劾他的奏疏中说，在海瑞的辖区内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资方还款，虽然是站在高利贷一方的片面之辞，然而如果把这种现象说成一种必然的趋势，则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断。

而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并蔓延于全国，则势所必然地可以危及全帝国的安全。

戴凤翔的危言耸听所以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原因即在于此。

在被迫退休之后，海瑞编印了他从政期间的记录，其中包括各种公私文件。

流传到今天的这部文集，反映了海瑞确实是一个公正而廉洁的官员，具有把事情办好的强烈愿望，同时还能鞠躬尽瘁地去处理各种琐碎的问题。

使读者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处理财政问题的篇章。

在洪武时代制定的赋役制度，流弊已如上述。

其最为百姓所苦的，颜为名目繁多而数额无限的&ot;役&ot;。

大户人家可由官僚的身分而阈免，这些沉重的负担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中小地主身上，并往往使他们倾家荡产。

在推行了近二百年之后，帝国政府已深深感到窒碍难通而不得不加改革。

改革的办法是把各种名目的赋役折合成银两，以附加税的形式遍加于全境的土地上，不分贫富，许商征银。

这种新的税制称为&ot;一条鞭法&ot;。

地方政府就用这些附加收入以支付各种力役。

一条鞭法有其简明易行的优点，也多少限制了花样百出的舞弊营私。

但过去按田亩数量而以累进税方式而分派的各种赋役，此时以平均的方式摊派，本来属于富户的一部分负担从此slj转嫁于贫家小户。

这也就是放弃了理想上的公允，而迁就事实。

出于对农民的同情，海瑞废除了自己应收的常例，并以种种方法限制吏前的舞弊。

但是这些改革，仍然收效甚微。

因为本朝的财政制度虽然技术简陋，牵涉面却十分复杂，如果加以彻底改革，必须厘定会计制度，在中上级机构中，实行银行管制的方式，亦即无异于彻底改组文官集团，这当然是无法办到的。

再则海瑞的着眼点也过于琐屑，他被政敌攻击为不识大体，也不尽是凿空构陷之辞。

比如说，他的节约到了这种程度，除非交员送上一张缮正的公文，他决不另发一张空白的文书纸。

海瑞文集中有关司法的部分，虽然易于被读者忽略，但它的历史价值却至为重要，因为它所阐述的这一庞大帝国的社会背景，较之任何论文都为简捷明白。

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地万官纵使具有好心，他也决没有可能对有关人权和产权的诉讼逐一做出公正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