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海盗头目声威赫赫，和当地的士绅互相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

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

这种海上权威虽然尚属萌芽，但任之滋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

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

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忍无遗。

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

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切给养。

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ot;一人失利，万人崩溃&ot;的后果。

而可歌可泣的作战，却反而出现于仓粹集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所组织的保卫家乡之情景中。

在日本方面，充当海寇的武士，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博多湾、对马和五岛列岛。

他们既无统一的领导，也无长远的作战目的。

起初，他们有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希望，以为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而他们中的领导人也可以受到招安而荣获海陆军将领的官衔。

这些希望在总督胡宗宪发动的一次行动之后终于成为泡影。

胡宗宪以把安为诱饵，使这些海盗头目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们的头颅送到北京邀功。

这种措置只能激起日本的侵犯者更大规模的来犯，并且使今后的屡次入侵更缺乏政治意义，其惟一的目的只在于劫夺财货。

这些日本海寇虽然在上层缺乏统一的领导，但下层的组织力量则不可忽视。

虽然是杀人越货，也表现了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性。

据目击者记载，不论作战或宿营，倭寇的小头目对下级战士能施以极严格的纪律管制。

门对各个小股部队战法一致，也表示了他们并非仓促招募而来的雇佣兵。

他们不断地以寡敌众，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官军，而中国的农民造反，却大抵缺乏这种能允

这些海寇乘坐可以装载百人左右的船只登陆。

大举入侵时，常常集结30一50艘船只，人数多达几千。

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际，可以有两万人据守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

本地的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参与他们的行列，其中有的人在以后被押送至日本作为奴隶。

他们劫掠的物品不限于金银珠宝，根据需要和可能，他们也夺取内河船只和其他商品。

有一段记载提到他们曾大批搜集蚕茧并勒令妇女们抽丝。

这种情况业已与占领军在当地组织生产没有多少差别。

在入侵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

他们能极其拥熟地使用双刀，并且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

颇为特异的是，他们的指挥信号乃是班排长手中的折扇。

当双方开始接触，班长排长把折扇往上一挥，他们的部下就以刀锋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