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耿定向的辩论，促成和巩固了他要求个人自由的信念。

多年之后，他仍把这次辩论视为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拆点。

1580年，李蛰在姚安辞官离任后，就搬到湖广黄安，在耿家充当门客而兼教师。

这时耿定向的父亲去世不久，兄弟4个都在家里丁优守制。

这4个人中，李蛰和二兄耿定理的交往特别密切。

有人误以为他们两人在思想上比较一致，其实不然。

他们之间的差异，较之李蛰和长兄耿定向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得多。

耿定理天资聪颖，同时也是一个诚实的人。

如果他发现&ot;四书&ot;&ot;五经&ot;中的理论和他自己的思想有所冲突，他就不能轻易放过，人云亦云。

这种矛盾带给他苦恼，也促使他思索，有时候会独自一人在深山穷谷之中徘徊。

最后，他终于&ot;豁然贯通&ot;，确认儒家的仁就是无我主义，一个人成为圣人，则是把自我之有化而为无，进入了寂灭的境界，以致&ot;无声无臭&ot;。

这种高悬在空中的理想主义，只能深藏于内心，不能应用于现实，并发展而成为伦理和道德的标准。

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耿定理从来没有应考，也从来没有做官。

然而李蛰则认为&ot;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ot;，这无疑和耿定理的思想判若水火。

他们之所以能和睦相处，不在于耿定理学术理论上的弹性，而在于他性格的柔和轻松。

他经常以排宗式的机锋，避开辩论中的正面冲突，而以表面上毫不相关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意见，使辩论的对手在思索之后被迫折服。

因为他认为自己所掌握的真理，基于识见渊博；如果坚持片面的执拗，就等于放弃了宽阔的胸襟。

因此，当耿定理在世之日，总是能够用他特有的方式调解他长兄和李蛰之间的冲突。

在思想史上，长兄耿定向最易为历史学家所误解。

他的朋友和论敌李蛰，把他说成一个伪君子；而黄宗费的《明儒学案》人也指出他思想上前后不符。

然则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位哲学家同样是在竭力地探求一种既有形而上的根据，又能融合于日常生活的真理。

他接受佛家和道家的哲理，认为至善至美属于虚无，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任何信条如果不能在愚夫愚妇面前宣讲明白，则不成其为信条。

经过多方考虑，他提出，人的理智有深有线，有粗有细，有的集中，有的分散；在社会生活中，政治与农业不同，农业又与商业不同。

基于这样的分析，他已经开始指出了伦理道德的理，应当与物理、地理的理有所区别，因此施政的标准也应当与哲学思想有所区别。

这种理论，为当时持一元论的宇宙观者所不能接受。

他和李蛰的冲突也无可避免，因为两个人都准备把自己的理论体现于行动之中。

于是李蛰指斥耿定向为不诚实，言行不一；耿定向则指斥李蛰以立异为标榜，立异的目的还是立异，所谓放浪形骸，无非是为了博取超凡脱俗的美名。

耿定理在1584年去世。

同年耿定向被召回北京任左金都御史。

他在信里提出李蛰迷误耿氏子弟，这种指责促使李蛰迁居麻城。

多年以后，他还认为这是耿定向有意识地给他以个人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