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

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

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

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

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

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算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便说生意，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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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蛰的难言之隐在于他强烈地抨击了这些人物以后，他还是不得不依赖这些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

他们的言行不一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耿定向不过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而已。

李蛰本人也没有与此绝缘，这就常常使他在对别人作了无情的指责以后，自己感到内疚而稍敛辞锋。

对供有当他被别人截击，已经无法退避，他的感情才如长江大河，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同辈的人物中，李蛰虽然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但是他终究没有找到他最企盼的独立地位。

这种困难和冲突迫使他继续写作，笔下内容仍然不能越出这一问题的范畴。

这种情况，连同情他的袁中道也为之不解：既然由于对官僚政治不满而绝意仕进，那就理当息机忘世，以文墨自娱；可是写来写去，还总是和官僚政治有关，加之名望越来越大，&ot;祸逐名起&ot;。

这就无怪乎招致杀身之祸了。

李蛰和耿定向的争论，基于人性的善恶。

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需要从中国哲学史中找出全面的解答。

问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

孔子没有提到性善或者性恶。

他学说中的核心是&ot;仁&ot;。

&ot;仁&ot;可以为善，一个君子的生活目的就在合于&ot;仁&ot;的要求。

究竟是哪些成分构成了六，孔子没有明确直接的答复。

《论语》一书中，仁宇凡六十六见，但从来没有两处的解释相同。

一般来说，仁与慈爱、温和、恻隐、以天下为己任等等观念相通。

然而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又赋予仁以不同的概念：&ot;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9;的自我克制，言辞谨慎、按照礼仪行事，都可以算作仁或者接近于仁；出于环境的需要，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叫做&ot;杀身以成仁&ot;。

仁是最容易获得的品质，任何人有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

但是仁也是最难保持的品质，即在圣贤，例如孔子自己，也难能始终不断地不违反仁。

后世的读者，必须把这些互不关连的语录再三诵读，再三思索，才有可能理解它的真实内涵。

综合来说，温和有利，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

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到达去私，最终到达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