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后，对李蛰的缺点，很少有人指斥为过激，而是被认为缺乏前后一致的完整性。

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

他没有能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

和别的思想家一样，当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李蛰的学说一半唯物，一半唯心，这在当时儒家的思想家中并非罕见。

这种情形的产生，又可以追究到王阳明。

王阳明所使用的方法简单明白，不像来直那样的烦琐累赘。

但是在他的体系里，还存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例如良知的内涵是什么？良知与意念的关系，是从属还是并行，是调和还是排斥？他应该直接的说良知是一种无法分析的灵感，有如人类为善的可能性属于生命中的奥妙。

但是王阳明不如此直截了当。

他又含糊地说，良知无善无恶，意念则有善有恶。

这些问题，为他的入室弟子王毅作出断然的解答：一个人企图致良知，就应当摈绝意念。

理由是，人的肉体和思想，都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下，等于一种幻影，没有绝对的真实性。

所以，意念乃是技节性的牵缠，良知则是永恒的、不借外力的存在。

良知超越于各种性格，它的存在寓于无形，有如灵魂，既无年龄性别，也无籍贯个性，更不受生老病死的限制。

按照王酷的解释，良知已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这在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儒家伦理的范围，而跨进了释家神学的领域。

李蛰在北京担任和部司务的时候，经常阅读王阳明和王回的书，之后他又两度拜访王回，面聆教益。

他对王银备加推崇，自称无岁不读王回之书，亦无岁不谈王殿之学，后来又主持翻刻了王银的《文抄录入》并且为之作序。

按照王前的学说，一个人就理应集中他的意志，放弃或简化物质生活，避免环境的干扰，以达到无善无恶的至高境界。

然则一切的真实性既然只存在于心中，则所谓放弃、简化与避免，也无须见诸行动，而只是存在于精神之中。

一个人不存在恶念，他就不会见恶闻恶，更彻底地说，就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恶。

基于这种的立场和信念，李蛰对耿定向的攻击不屑一顾。

耿定向说他拥妓，李蛰就承认他确实在麻城&ot;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间&ot;。

但是这种世俗所认为不对的行为在无善无恶的领域中，不足成为指责的根本。

在李蛰看来，他的行为不过是佛家的&ot;游戏三床&39;，道家的&ot;和光同尘&ot;。

他以&ot;无善无恶&ot;作为标帜，硬是不肯认错示弱，另一方面李蛰则并不认为这种自由系每个人都能具有，而只是进入了无善无恶境界的优秀分子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