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一生事业的成败既为历史循环的后果，李蛰对于历代君主的评论，也只是着重在他们适应时代的识见和气魄。

对于&ot;天下之重&ot;的责任，李蛰则认为应该由宰辅大臣来承担。

他所期望于大臣的，是他们的执政的功绩而不是道德的言辞。

一个奇才卓识的人，在为公众的福利作出贡献的过程中，决不能过于爱惜声名，因而瞻前顾后，拘束了自己的行动。

他可以忍辱负重，也可以不择手段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这种舍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归依，而在伦理上的解释则是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目的纯正则不妨手段不纯。

李蛰在这些方面的看法，和欧洲哲学家马基雅弗利（achiavelli）极其相似。

李蛰重视历史上对财政经济问题有创造性的执政者。

他推崇战国的李俚、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杨炎，但是对宋代的王安石却缺乏好感。

这当然并非因为王安石在道德上遭到非议，而是因为他的才力不逮他的宏愿，&ot;不知富强之术而必欲富强&ot;。

与上述的论点相联系，李蛰更为大胆的结论是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

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ot;万年青草&ot;，&ot;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ot;。

对于俞大欧和戚继光，李蛰极为倾倒，赞扬说：&ot;此二老者，固嘉、隆间赫赫著闻，而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

&ot;在同时代的人物中，他最崇拜张居正，称之为&ot;宰相之杰&ot;，&ot;胆如天六&ot;。

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李蛰感到愤愤不平，写信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主持公道，仗义执言，但求保全声名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

李蛰和耿定向的冲突，许多当代的哲学史家把原因归之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同。

李蛰属于地主阶级的下层，所以他对传统有反抗的倾向；耿定向是大地主，所以偏于保守。

这种论点缺乏事实的根据。

耿家在黄安确实是有声望的家族，但是李蛰的后半生，却一直依附于这样的家族而得以维持相当优裕的生活。

他与耿定向决裂以后，随即投奔麻城周家，依靠周思敏和周思久。

这周家作为地主望族，较之耿家毫无逊色，何况两家又是姻家世好。

另外还有梅家，其社会地位也与耿、周二家相评。

当年麻城（黄安初属麻城，1563年始分治）土人进学中举，几乎为这三家包办。

在麻城的时候，李蛰还和梅国恢过从甚密，梅国恢后来为《焚书》写作了序言。

在晚年，李蛰又和清运总督刘东星有极深的交往。

刘东星为沁水人，不仅自己身居高位，而且把女儿嫁给山西阳城的大族王家，成了户部尚书王国光的姻亲。

在盛名之下，甚至连亲藩沈正也对李挚感觉兴趣，邀请他去作客。

李蛰托言严冬不便就道，辞谢未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