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

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

在道德的旗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蛰要慨乎言之：&ot;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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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蛰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言行的一致，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也只是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

李蛰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从事著作，依赖官僚绅士的资助而生活，一直到他在法官面前坚持说他的著述于圣教有益无损，都不出于这样的原则。

对现状既然如此反感，李蛰就对张居正产生了特别的同情。

我们无法确知李蛰和张居正是否见过面，但是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

李蛰的前后居停，耿定向和周思敬，都是张居正的亲信。

耿定向尤为张居正所器重，1578年出任福建巡抚，主持全省的土地丈量，乃是张居正发动全国丈量的试探和先声。

两年之后，张居正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核实全国耕地的诏书，意图改革赋税，整理财政。

这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最有胆识的尝试，以他当时的权力和威望，如果不是因为突然去世，这一重大措施很可能获得成功。

张居正少年时代的课业，曾经得到当地一位官员的赏识。

此人名李元阳，字中级。

他的一生与李蛰极为相似：在中年任职知府以后即告退休，退休以后也以释门弟子而兼儒家学者的姿态出现。

据记载，他和李蛰曾经见过面。

由于李元阳的影响，张居正早就对禅宗感到兴趣。

这种兴趣促使他在翰林院供职期间就和泰州学派接近，并且阅读过王良的著作，考虑过这种学术在政治上实用的可能性。

也许，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这一派学说对于政治并不能产生领导作用。

也有人指斥张居正因为要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最显著的例子是把泰州学派中的核伎者何心隐置于死地，但李蛰则力为辩护，认为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无关。

然则，张居正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胆识和行动？他的施政方针，即便不算偏激，但是要把它付之实现，必须在组织上作部分的调整和改革。

而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却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

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就只能以自己的一身挺立于合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

他声称己身不复为己有，愿意充当铺地的席子，任人践踏以至尿溺，这正和李蛰所说不顾凡夫俗子的浅薄批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