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发生以后，马经纶闻讯从通州赶来迎接李蛰北上，并且慷慨地供应地和随从增众的生活所需，使李炎的生活得以保持原状。

在通州，也经常有朋友和仲嘉者的拜访和请益，因此生活并不寂寞。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他致力于《易经》的研究。

因为这部书历来被认为精微奥妙，在习惯上也是儒家学者一生最后的工作，其传统肇始于孔子。

李蛰既已削发为僧，他已经了解到，所谓&ot;自己&ot;只是无数因果循环中间的一个幻影；同时，根深蒂固的儒家历史观，又使他深信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有待于下一代创业之君弃文就质。

在1601年，李费提出这一理论，真可以说切合时宜，也可以说不幸而言中。

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创立了他的八旗制度，把他所属的各部落的生产、管理、动员、作战归并为一元，改造为半现代化的军事组织。

而也是仅仅两年之前，这个民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

就凭这些成就，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征服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实质上是一个单纯的新生力量接替了一个&ot;文权&ot;的王朝。

所谓&ot;文极&ot;，就是国家社会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超过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以致&ot;上下否隔，中外联携&ot;。

努尔哈赤的部落文化水平低下，但同时也就在&ot;质&ot;上保持着纯真。

舍此就波，泰否剥复，也似乎合于《易经》的原则。

然而在这易代的前夕，李蛰又如何为自己打算呢？即使其对李蛰还不是古稀的高龄，他也用不着考虑这个问题了。

因为问题已经为利科绘事中张问达所解决。

张问达递上了一本赛疏，参劾李蛰邪说惑众，罪大恶极。

其罗织的罪状，有的属于事实，有的出于风传，有的有李蛰的著作可以作证，有的则纯出于想当然。

其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一段话是：&ot;尤可根者，寄居麻城，律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

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土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装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

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土人妻女也。

&ot;接着，给事中提醒万历皇帝，这种使人放荡的邪说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ot;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足恤。

&ot;此外，由于李蛰妄言欺世，以致佛教流传，儒学被排挤，其情已形极为可怕：&ot;选来缓绅大夫，亦有学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

&ot;而最为现实的危险，还是在于李蛰已经&ot;移至通州。

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ot;。

皇帝看罢奏流之后批示：李蛰应由锦衣卫捉拿治罪，他的著作应一律销毁。

在多数文官看来，李蛰自然是罪有应得，然而又不免暗中别扭。

本朝以儒学治天下，排斥异端固然是应有的宗旨，但这一宗旨并没有经常地付诸实施。

李蛰被捕之日，天主教传教土、意大利人利玛窦（此人和李蛰也有交往）早已在朝廷中活动，以后他还要继续传教，使一些大学上尚书乃至皇帝的妃嫔成为上帝的信徒。

而万历皇帝和母亲想圣太后则对佛教感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