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

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

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效逼，才体现出来的。

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

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

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

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

也目击社孝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

我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系侥幸。

乃团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人陆军参谋大学。

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

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口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伯。

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

他的长子田海男，在我则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务，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

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

事载1944年6月12日重庆《大公报》人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加入人民解放军，对装甲兵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

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廖沫按兄，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

在武汉时代范长江见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报》记者。

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

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交迫，跳水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

曾几何时，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故。

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

况且二次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践作小工。

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

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

这还不过是初步。

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

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

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