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帆变化很大，到发现的时候他已完全变成称职父亲。

不再像上学时每天照三遍镜子才出门，减少应酬将更多时间赋予家庭，也愈发懂得收敛退让得饶人处且饶人。

他在向一个更加深厚也更具责任感的角色靠拢，细微地、不声不响地。

“周礼还多久回来？”

他坐下后提问。

“三个多月。”

蔚莱倒两杯橙汁，一杯摆到他面前，抄起另一杯咕咚咕咚下肚。

“可算熬出来了。”

黄一帆大口喝下，“再有困难，说话。”

自开始就是这样的关系，需要帮忙吱一声的关系。

当蔚莱因买房向他开口时，黄一帆甚至觉得庆幸。

绝不是对她曾经的援助施以偿还——他们之间不存在报恩这样生分的词，他的庆幸只源于自己力所能及可帮她渡过难关。

蔚莱用手机点外卖，头也不抬“嗯”

一声。

她问，“你爸妈有联系吗？”

“你觉得呢？”

黄一帆苦笑。

父亲出走后音信全无，母亲自上次碰壁也再无消息，想知道他好不好并非难事，只不过他们愿做不闻不问的父母，他就随了心意做断绝联系的儿子。

他不再是十几岁的少年，也早就懂得伤害自己换不来他人的回头。

爷爷奶奶这个称谓他们不要，何苦要硬塞过去。

黄一帆知蔚莱惦记，于是补一句，“各过各的，挺好。”

外卖点完手机震动，蔚莱一下接起，“我签证出来了！

看到没看到没？”

这口气，一听来电人就是周礼。

黄一帆示意自己去洗手间，蔚莱默不作声点点头。

电话那头一阵轻笑，“看到了。”

“到时候你得去接我。”

蔚莱撒娇，“我可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