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见出，文化没落论并不是斯宾格勒的首创。

实际上，那时，一方面伴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另一方面伴随着军国主义的崛起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动，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的思想界，普遍弥漫着一种文化危机和价值重估的倾向：价值现象学思想家舍勒，社会学家韦伯，历史学家特勒尔奇，诗人斯特凡&iddot;乔治，等等，他们都以一种浓重的悒郁的笔调描述了黄金时代的远去和完整性的消逝，并且一种新的知识学倾向也在他们当中悄然兴起，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国民经济学、诗学，皆在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对各自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进行着历史主义的重构。

然则，他们的文化没落论通常都回指着一个古代的时期，尤其是古典文化的没落，现代时期的价值危机只有作为一种观念投射才具有其意义。

只是到了斯宾格勒这里，&ldo;文化的没落&rdo;才成为现代时期的一个可见的图象而受到重视，斯宾格勒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引入比较形态学的方法，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作观相的研究，来揭示西方文化走向没落的历史必然性，而现代民主政治、军国主义、技术主义、大都市经济等等都作为现代西方文化（文明）的历史象征被编织到一个整体的文化图象中加以说明。

1912年，斯宾格勒在几乎与世隔离的状态下开始他的宏大的写作计划。

两年之后，世界大战爆发，《西方的没落》的初稿也趋于完成。

和大多数的德国人一样，战争期间，斯宾格勒的生活日趋拮据，时常连粮食、衣物和取暖等日常必需都难以维系。

他也曾两次被召入伍，但都因健康原因被退了回来。

他住在幽暗的小屋里，就着摇曳的烛光，雕琢、完善他的手稿。

1917年，《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已基本定稿，但出版却成了问题，在一个战争年代，谁能有足够的耐心去看这样一本艰涩而又令人沮丧的哲学著作呢？几经失败以后，1918年，临近大战结束之际，该书终于被维也纳的一家出版公司所接受，初版仅印行了1500本。

斯宾格勒在初版序言中不无狂傲地宣称，他所要撰写的不是学院里以概念进行逻辑推导的哲学，而是有关&ldo;我们时代&rdo;的哲学，这一哲学所阐发的具有历史重要性的观念，并不是&ldo;产生于&rdo;某一个时代，而是它自身就&ldo;创造&rdo;这个时代。

事实证明，斯宾格勒的自信决不是出于理论的自恋，而是根植于他对时代及历史之脉动的深刻领悟。

该书第一卷出版之后，立即引起轰动，不仅在学术界圈内，就连在圈外，上至政界显要，下至一般百姓，都为这本书所宣讲的观念所痴迷，短短的几年内，这本书销出了近十万册。

但同时，这本书也遭到了来自学术界的激烈批评。

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艺批评家、神学家等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对斯宾格勒的武断和错漏严加指责，这些指责大多是抓住《西方的没落》第一卷中所涉的历史与文化细节不放，而对其总体的方法论和精神的逻辑则保持刻意的回避，而实际上，这种刻意的回避正好暴露了这些指责的真实动机，即斯宾格勒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与其是知识细节上的，不如说是他的文化形态学和历史观相学的研究从根本上动摇了学院里固有的历史偏执的学术传统。

作为回应，1922年，斯宾格勒一方面对第一卷重新修订改正，加以重版，另一方面又整理出版了《西方的没落》第二卷，总体的观念与方法论一如既往，只是加以更具体的历史的论证和展开。

而在&ldo;修订版序言&rdo;中，斯宾格勒更明确地指称他的哲学是一种为未来的人而写的&ldo;德国的哲学&rdo;，是基于人类的历史与血气的条件而对生命的真理的一种描述，对于那些只驻足于昨天的浅见之徒、对于那些无视生活的严峻现实的鸵鸟式哲学、对于那些只知道下定义而不懂得命运的悲观论者，他的书决不是写给他们看的。

第二卷发行以后，销路也一直看好，到1932年十年间，卖出了近十万册。

1918年11月，《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德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次战争导致了德意志帝国的崩溃，1919年1月，魏玛共和国宣告成立。

表面上，魏玛共和国是一个议会制的民主国家，而在20年代初真正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是高唱继续革命的左派和仍旧怀念君主制度的右派，两派对所谓的&ldo;民主&rdo;和&ldo;共和国&rdo;皆无兴趣：前者认为现行的所谓&ldo;议会民主&rdo;和&ldo;共和国&rdo;还是资产阶级的，强调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后者则认为这所谓的&ldo;民主&rdo;和&ldo;共和国&rdo;是法国、美国的舶来品，根本不适合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精神。

故而，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与复杂动荡的政治局势相对应，在知识界也出现了各种左派和右派思潮，对民族和国家之未来进行争鸣。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19年12月，因《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的出版而声誉日隆的斯宾格勒又发表了《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

这是一本有关德国的政论性著作，其所关注的问题是：战后德国成立了议会制的魏玛共和国，可当时德国政治中的两大政治力量‐‐保守派和激进的左派‐‐对其都没有兴趣，这其中究竟有何缘故？斯宾格勒认为，这是因为两派的相互误解和相互对抗使得它们共同的敌人‐‐议会民主制‐‐坐收了渔人之利。

在他看来，议会民主制乃是把英国的政治理想强加在德国人的身上，英国式的民主和自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ldo;成功的伦理&rdo;，是与德意志民族的要求个人服从于整体利益的&ldo;责任的伦理&rdo;背道而驰的。

虽则按照基于每一民族之心灵的文化发展的命运或内在逻辑，德国旧式的君主政治已不适合于今天的时代，但源起于腓特烈一世的普鲁士精神仍是未来德国谋求民族统一的道德基础，这一精神的本质就体现在腓特烈一世的格言&ldo;朕为国家的第一公仆&rdo;中。

斯宾格勒把这一社会理想称作是&ldo;普鲁士社会主义&rdo;的真谛。

他认为，德国第一位有意识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马克思。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英国式的，其要求用劳工阶级来取代资本家的社会理想，不过是一种&ldo;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rdo;，因为这一理想的伦理基础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个人主义，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应是在官僚制和恺撒主义的基础上把民族或国家建立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斯宾格勒又认为，民主制乃是本世纪的政治形式，这并非因为它是最好的，而是因为它是必然的，是西方心灵发展的必然，故而，今日的保守主义者必须适应民主原则，必须适应这个&ldo;群众&rdo;的时代，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和有远见的保守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普鲁士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