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中的这些观点显然带有一点折衷的保守主义的味道，因此在激进的左派和极端的右派那里都得不到真正的认同，在学院知识分子的圈子中，也同样受到嘲笑。

这一点在紧接下来的一次辩论中可见一斑。

1920年2月，在一帮青年学生的筹划之下，斯宾格勒同德国的另一位学术巨人马克斯&iddot;韦伯在慕尼黑作了一次面对面的思想交锋。

这场交锋自一开始似乎就对斯宾格勒不利，台下坐着许多韦伯的狂热拥护者，而韦伯的学院大师的身份对地位寒微但凭借巫师般的预言暴得声名的斯宾格勒无疑也是一大压力，再加上韦伯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令斯宾格勒全无还手之力。

斯宾格勒一番简短的讲话后，韦伯开始发言，起先的态度还算温文尔雅，对斯宾格勒的文化阶段的划分作了一通辩驳，并以自己十分拿手的中国宗教的例子指出了对手在这个问题上的无知和粗暴。

接着，韦伯欠了欠身子，把脸朝向窗外，对斯宾格勒的预言加以嘲讽说：&ldo;我从窗口看到了外面，一边说着&lso;现在阳光灿烂！

&rso;一边以深沉的表情对我的那些虔诚的信徒说，&lso;诸位，请确信未来某个时候会下雨吧！

&rso;&rdo;进而又针对斯宾格勒对马克思的预言的批评，韦伯说：&ldo;然而，被您大骂一通的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并不是完全如您所说的那样，假如今天马克思重新从坟墓中走出来巡视的话，即使发现自己的预言有二三个重要之处不断产生误差，但是下面那句话仍有着充分的说服力，这就是&lso;真诚就是我的化身&rso;。

&rdo;有关这场辩论中的是与非，我们在此没有办法作详细的讨论，但我们需要指出两点：第一，韦伯对马克思的辩护并不表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918年，他在维也纳就作过一次题为《对唯物史观的实证批判》的讲演，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

第二，斯宾格勒和韦伯都是这个时代掀起&ldo;学术革命&rdo;的领头人，但两者的学术路向迥然不同，前者是直观的、体验的、诗性的，而后者是分析的、理性的和科学的，在方法论上，前者是形态学的，以生物学的隐喻来思考文化有机体，后者是类型学的，以理解社会学的框架来分析文化的结构与发展。

两者之间断难有沟通之处。

对斯宾格勒而言，与韦伯的辩论也许只是其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辩论后两个月，韦伯便去世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又过上了那种与世隔离的生活，专心于《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的修订和第二卷的写作。

1922年，第二卷出版以后，斯宾格勒又一次成为大众焦点，虽然指责声仍然不断，但也开始赢得学界一些宿将的好评，例如人类学家弗洛贝尼乌斯（leofrobeni）和历史学家爱德华&iddot;迈耶尔（edyer）（斯宾格勒在书中经常征引他的作品），迈耶尔甚至把斯宾格勒的著作与德国历史哲学的鼻祖人物赫尔德（herder）的《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相提并论，而斯宾格勒也心怀感激地称迈耶尔是兰克（ranke）以后最伟大的德国历史家。

也许是因为著作成功而带来的信心，1924年起，性格内向的斯宾格勒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到各地旅游、演讲。

演讲的主题大多与当时的德国政治有关，例如其中的一篇题为《德国青年的政治责任》的演讲劝告德国青年应明了自己的政治责任，以维护德国的政治传统为己任，实现帝国的重建。

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斯宾格勒就已预感到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党的危险。

斯宾格勒的种族思想是被后来的人们‐‐例如卡西尔‐‐误解得比较深的理论之一，他的种族观念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与纳粹主义的种族主义还是有甚多相左之处。

早在1922年《西方的没落》第二卷中，斯宾格勒就已经明确地指出，种族乃是经由一种共同的生命经验、一种共同的世界感而产生的一个共同体，它与血统、生物遗传甚至语言并无必然联系。

而在1924年的多次演讲中，他直指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党的雅利安人种理论和种族神话，认为它们不过是19世纪达尔文主义的残余渣滓，是一种卑鄙的种族仇恨。

他指出，纳粹党以衣着颜色和徽标、游行和煽动性的演讲、夸张的宣誓和庸俗的音乐来激起青年的政治热情，乃是对年轻一代的毒害，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在他看来，希特勒并不是领导真正的民族革命的&ldo;英雄&rdo;，而不过是像歌剧中扮演主角的男高音。

然则，这时的魏玛共和国已渐入正轨，虽然保守派和革命派对议会民主制仍是心怀不满，但也只能作为既定现实无奈地加以接受，更何况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复苏已经使人们对危言耸听的&ldo;没落&rdo;论调不感兴趣了。

因此，虽然斯宾格勒苦口婆心，但他的那些高蹈的观念注定是曲高和寡。

黯然之中，第二年（1925年），斯宾格勒又回到了他的观念的世界，继续形而上学的思考。

《西方的没落》第二卷题为&ldo;机器&rdo;的最后一章，应当说是全书中写得最为薄弱的一章，这不单是因为这一章篇幅最为简短，论点暧昧不清，更在于它缺乏前此各章那种纵横捭阖的大气，那种贯古论今的雄浑。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结尾章的仓促，1931年，斯宾格勒出版了《人与技术》一书，从人类学的角度追述了技术与人类生活的发展的关系，即从前文化时期的部落生活的武器运用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技术扩张，并着力描述了今日技术时代的世界图象：技术发明不再仅仅是为了实用，而只是为技术而技术，最终使人成为了技术的奴隶；操作机器的工人反对机器的发明者；推动技术进步的力量日趋僵化，等等，因此最后，那些有色人种将利用西方世界极力倾销到他们那里的技术作为打击浮士德文明的武器，来征服和摧毁西方的白色人种，而西方人在此一征服中，只能坐以待毙，全无解救的指望，就像古罗马守卫庞贝古城的士兵，当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时候，他们因不知自救而死在岗位上。

《人与技术》更像是对于西方文明的一首绝唱，其浓郁的悲观色调和过于主观的未来臆测更像是一个为末世幻象所纠缠的祭司的心灵谵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