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和因果律原则导致对现象世界作自然主义的安排，编年学及命运的观念导致对现象世界作历史的安排。

两种安排各以其理涵括着整个世界。

区别只在于用什么眼光或通过什么眼光去认识这个世界。

四

自然是高级文化的人类在其中综合和解释他直接的感官印象的一种形态（shape）；历史则是该人类的想象据此理解与其自身的生命有关的世界的活生生的存在的另一种形态，由此他可更深入地切近真实。

至于他能不能创造这两种形态，两者之中哪一种支配着他的醒觉意识（wakgnscioness），此乃是有关全部人类生存的原始问题。

因而，人类眼前有两种世界构成（world-foration）的可能性。

但是，在一开始就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可能性不一定就是现实性（actualities）；如果我们想要探究全部历史的意义，就必须首先解决一个从未被人提出过的问题，那就是，历史为谁而存在？这个问题初看起来有点荒谬，因为历史显然是为每个人而存在，每个人，及其整个的生存和意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但是，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持久印象里，比如是觉得他的生命只是千年万载绵延不绝的广大生命过程的一部分，还是认为自己是圆满自足的存在，这中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对于后一种意识而言，当然无所谓世界历史，亦无所谓作为历史之世界。

但是，如果整个民族的自我意识都是如此，如果整个文化都立足于这一非历史的精神，将会出现何等局面？在这种精神面前，现实性会是什么样子？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生命会是什么样子？想想古典文化的情形吧。

在希腊人的世界意识（world-nscioness）里，一切的经验，不仅仅是个人经验，而且包括共同的过去经验，会立即变成特定的瞬时之&ldo;现在&rdo;的一种没有时间性的、没有运动的、神话式的背景；因此，亚历山大大帝还没有死，他的历史就已经被古典情趣溶化在狄奥尼索斯（dionys）的传奇中了，而恺撒说他自己是维纳斯（ven）的后裔，至少也并非全然的荒诞之言。

这种精神状态，对于我们西方人而言，实际上是不可能重现的，因为在我们身上，一种时间距离感（senseofti-distances）是如此之强烈，使得我们在谈论起公元前或公元后多少多少年的时候是那样的习以为常和不加怀疑。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就干脆不去理会这个事实。

日记和自传对于个人有什么作用，最广义和包罗万象的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亦即包括有关异民族、异时代和异风俗的一切心理比较和分析‐‐对于某一文化的心灵的整体就有什么作用。

但是，古典文化并没有记忆，没有这一特殊意义上的历史器官。

古典人（classicalan）‐‐姑且这么称呼它，虽然把从我们自己身上得来的概念运用于异族心灵是有点任意勉强‐‐的记忆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因为在醒觉意识里排列我们的透视视角的过去和未来，在他们那里是没有的；只有&ldo;纯粹的现在&rdo;‐‐其在古典生命的每一件产品、尤其是在雕塑中，常常激起歌德（goethe）的惊羡‐‐以一种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强度充盈于他们的生命中。

这种纯粹的现在最伟大的象征便是多立克柱式（doricn），其本身就证实了对时间的否定（negationofti）（对方向的否定）。

在希罗多德（herodot）和索福克勒斯（phocles）的眼里，以及在忒密斯多克利（theistocles）或某位罗马执政官的眼里，过去立刻会被稀释成一种没有时间性、且没有变化的印象，其在结构上是极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在最后的分析中，神话就是由这种原料构成的‐‐而在我们的世界感（world-sense）和我们的内在视觉（nereye）看来，过去肯定是周期性的、有目的的、历经千百年的有机体。

但也正是这种背景，使得生命，不论是古典的生命还是西方的生命，各具特殊的色调。

希腊人所谓的&ldo;科斯摩斯&rdo;（kosos）乃是一个非连续但却完整的世界的意象。

因此，不可避免地，希腊人本身并非一个系列（series），而是一个独项（ter）。

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古典人十分熟悉巴比伦人、尤其是埃及人的严谨的编年学和历法推算，因而也很熟悉在他们的那些想象力丰富的天文学运算和有关大时距的精确测算中所显示出的永恒感（eternity-sense）和对现世（present-as-such）的忽视，可是这一切都不曾变成他内心的一部分。

古典的哲学家偶尔就他听来的而非经验到的主题向古典人谈及的东西，以及亚洲的希腊城市中那少数的杰出心灵［例如喜帕恰斯（hipparch）和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所发现的东西，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派都一概加以排斥，至于在那小小的专业圈子之外，就更是无人问津。

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都没有观象台。

在伯里克利（pericles）的晚年，雅典人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传播天文学理论的人要受到控告（ει&siga;α&gaa;&gaa;ε&labda;ια）。

这是一项具有最深刻的象征意义的法令，它表明古典心灵决意从它的世界意识的每个角落把&ldo;距离&rdo;清除掉。

至于古典的历史著作，可以修昔底德（thucydides）为例。

这个人的长处在于他真正的古典能力，能把当下的事件写得栩栩如生，不辩自明，还在于他具有一种宏大的、天生政治家的实践眼光，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将军兼行政官。

由于具有这种经验品质（不幸的是，我们把它和历史感本身混同在一起了），他的著作在那些仅仅博学的专业历史学家看来就成为不可模仿的范例了，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但是，修昔底德绝对没有显示出透视若干世纪的历史的才华，而在我们看来，这却是历史学家这一概念所固有的。

优秀的古典历史著作都一成不变地是关于作者当时的政治现况的，而我们则恰恰相反，我们的历史名著无一例外地处理的是遥远的过去。

修昔底德就连处理波斯战争（persianwars）都感到为难，更别说希腊通史了，至于埃及的历史，更是他力所不及的了。

他，还有波利比乌斯（polybi）和塔西佗（tacit）（和他一样，他们也都是实际的政治家），一当回首过去，遇到他在实践经验中不曾见过的任何形式的动因，就失去了他那准确的眼力。

对于波利比乌斯而言，甚至第一次布匿战争（punicwar）都是不可解释的，而对于塔西佗而言，甚至连奥古斯都的统治都是难以言明的。

至于修昔底德，他的历史感‐‐按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的缺乏，完全可以从他的著作的第一页所说的那句骇人听闻的话中看出来，他说，在他的时代（约在公元前400年）之前，世界上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oicron;υ&u;ε&gaa;α&labda;α&gaa;ενε&siga;θαι）！